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现在，网上有好多人质疑我站出来说话的动机。我想说的是，哪怕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尤其像我们ICU病房的医生，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压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为制度等原因，没有享受到国家给的优厚条件，都不能成为医生随波逐流的借口。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种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辉病得很重，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规模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我认为，病程记录是最原始的东西，绝对不应该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问题。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达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这起事件中充当了何种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否则贻误了病情，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经常感到无能为力。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目前，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他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最后这一场病。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这个问题恐怕得问卫生部部长(笑)。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目前，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