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2007年，新任卫生部长陈竺7月４日出席了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成立大会，这是他履新后第一次以部长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
“我们很受鼓舞，这表明他支持和关注社区卫生工作的态度。”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秘书长陈博文说。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目前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已经被作为城市卫生改革的突破口，“但城市社区卫生还只是刚刚起步”，陈竺说。
在新的岗位上，这位曾经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将要担负起更重要的职责。
对科技的兴趣始于童年
“我们都为他高兴。”2007年7月3日午后，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陈竺的夫人、56岁的陈赛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说，陈竺总是忙碌着，以前是科研事业，今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采访中，陈赛娟回忆了她所知道的陈竺过去的岁月。
1953年8月17日，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一村，一个孩童呱呱落地。初为人父母的陈家伦和许曼音夫妇为孩子取名“陈竺”，这对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年轻父母，希望儿子能成长为宽厚仁达的有用之材。
幼年的陈竺喜欢安静，话也不多，但是好奇心极强。一次他听到大人们谈话说到电车，就不停地追问。第二天，爷爷就抱着3岁的陈竺来到当时的卢湾电车三厂看电车，去外白渡桥看轮船，甚至去海岛老北站看了火车。
陈赛娟曾经听婆婆许曼音讲起，幼年的陈竺比较文静，个性却比较自由，不喜欢受约束。上小学时，有一次爷爷把陈竺从上到下打扮一新，穿上了小西服，梳好了小分头，小小的皮鞋也擦得锃亮，左右欣赏一番才满心欢喜地送“小绅士”出门。但陈竺跑到楼道里，看看左右无人，快速地脱下西服塞进书包，又用手弄乱了爷爷精心梳理的发型，才去上学。
陈竺七八岁的时候，许曼音开始引导他学习小提琴，期望儿子长大后在音乐上有所建树。然而，许曼音不久便发现，一到练琴，儿子不是说头疼，就是说脖子痛，想方设法逃避。如此一来，许曼音也就不再逼迫儿子，顺着孩子对科技方面的兴趣，促其成长。
严格督导的父母
1967年，陈竺进入上海市红星中学读初中，当时的教学秩序已十分混乱。1970年，陈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母担心他因此荒废学习，于是将邻居中前两届在农村受过教育的知青请到家中，当时有两个知青不仅讲述了赣南的山清水秀，还说起他们边学习边种田的情景。
临行前，父母特地让陈竺带上中学数理化课本，还不停地教他炒鸡蛋、煮饭等生活技能。细心的母亲甚至还将陈竺的袜子编上号码，一只对一只地用线绣上了字，生怕不拘小节的儿子乱穿一气。
这一年的4月，只有16周岁的陈竺，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辗转来到江西省赣南地区信丰县小江公社山香大队的老圳头生产队，开始了6年的知青生活。
艰辛的劳作生活没有让他放弃学习，他常常在深夜阅读随身带来的中学数理化课本。
即便是在插队期间，陈竺的父亲也没有放松过对儿子学业的督促。当时身在千里之外的父亲陈家伦，用一元钱买了本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寄给陈竺。“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七八元钱。”陈赛娟说，对于陈竺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一元钱的英文书着实轰动一时。
此后劳作之余，陈竺都会按照父亲的要求把《中国建设》中有关医学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然后寄送给父亲查阅批改。父亲披阅后再寄给陈竺，每次寄回的文章都被圈圈点点，修改得十分详细。
6年的知青时光里，飞鸿传书的英语“函授”贯穿始终，为陈竺打好了英语基础。
志同道合的伴侣
“他对学习的热情是超乎常人的。”陈赛娟说。1973年，陈竺参加了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在当时江西省信丰县2000多名考生中，陈竺的成绩名列第二。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名列前茅的陈竺最终却落榜了。他一度为此痛苦迷惘。
“消沉了很短的时间，他就调整过来了，继续努力学习，继续埋头生产。”陈赛娟说。1975年，表现突出的陈竺终于被当地干部和群众推荐到上饶地区卫生学校读书。
1977年，陈竺毕业留在了江西卫校任教。工作之余，他向更深的医学领域钻研，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医学文献。
1978年，陈竺被推荐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进修，踏入的第一个病房便是血液病病房，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这一年10月，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爱才心切的王振义鼓励陈竺考研。
陈竺开始日以继夜地自学大学课程，最终在600多名考生中陈竺以总分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中，成为王振义手下的一名研究生。
这一年，王振义只招收了两名学生，除了陈竺外，还有一名叫陈赛娟的女孩，她后来变成了陈竺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伴侣。
2002年，陈竺曾以“我和妻子陈赛娟”为题，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研讨会上作了一个专题报告，提及一件让他难忘的事情。
当时陈竺被任命为上海市人类基因组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天，陈竺在实验时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数据结果，极度兴奋的他没有细加考虑，便马上向美国的合作者魏克斯曼教授通报了这些最新数据。
然而，随后的进一步核查，却发现这个结果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实验操作过程中“污染”造成的。学术上一向精益求精、人格上力求完美的陈竺，顿时陷入了自责的深渊。他悄悄地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准备离开身兼数职的领导岗位。就在这时，妻子陈赛娟对他说：“你要是辞职，就是错上加错，面对挫折你不应该丧失信心和勇气。”妻子的鼓励和支持，让他坚持了下去。
关心社会的科学家
1984年，陈竺带着理想远赴巴黎求学，并于1989年7月学成归国。不久后，他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因为其专注细致、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陈竺于1995年升任血液研究所所长。2000年又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获得院士称号。
3年后，他又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他又获得法国科学院院士称号。
陈竺并非只是留连于实验室的学院派，他在钻研科学的同时，也时时关注社会。SARS结束后，陈竺深感中国科技体制和卫生体制的落后，他曾经与21位院士一起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立健康研究院。
据新华社披露，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他说：“我们要明白，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是重要的战略投资。”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研究员说：“同事十多年来，他身上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一直感染着我。”
在2005年的一篇自述中，陈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成功者，其实，我充其量只能算个幸运者。……我有幸赶上了国家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为中青年科技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我确信，前辈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应该在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所培养的新一代人手中变成现实。”
去年8月，陈竺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如今看来别有深意：“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怎样参政议政，怎样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合作共事。”
有了陈竺，
万钢不再是孤证
党外人士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管理
陈竺创造了一个纪录。改革开放29年来，他是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
与此同时，他也是继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党外人士。
陈竺履新，被外界看作十七大召开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大亮点，亦为今年以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注释。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政治的一次有益的回归，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政府中，共有15位部长为党外人士。
这位54岁的无党派的新科卫生部长，注定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当下，卫生部已经成为最牵动人眼球的部委。一直以来在争论中缓慢前行的医疗改革，关乎13亿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也是陈竺需要破解的第一道难题。
“如果说万钢是破冰，那么陈竺就是推进。”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说。
早在2005年，中央就已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即“五号文件”），其中表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县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这也是万钢、陈竺得以委任的依据。有了陈竺，万钢不再是一个孤证。
比较可以发现，陈竺和万钢具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知青的经历，都曾留学海外，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认为：“国际化的视野是陈竺和万钢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在与国际社会对话时，更加从容。
外界注意到此次人事安排的一个细节，原卫生部长高强改任副部长，同时兼任党组书记一职。这与科技部的党政结构类似，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后三天，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兼任党组书记。
观察家指出，党外人士任职部长后与党组之间的合作模式，正是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宋福范称，从解放初期的经验来看，今后还是会采取部长列席党组会议的模式，“党组会议首先征求部长的意见，这样即使部长没有表决权，也可以影响党组的决策”。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政权的多层面安排会进一步扩大，安排的人数也会更多，他们也会更加有职有权。下一步，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逐步有意识地解决目前党外人士基本都是“副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现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条件具备的担任正职。同时，还将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他们任职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其职权。
2 抗艾，他的5年影响中国500年
——桂希恩和他所献身的抗艾事业
2008年11月28日，温家宝总理赴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杨庄村看望艾滋病孤儿，专门邀请了武汉中南医院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一同前往。看到艾滋病孤儿与桂希恩亲密无间，温总理赞赏地说，“ 看来，你比我跑的地方还多呀！”
其实，身为国家总理，温家宝同志每年都抽出大量时间去探望艾滋病孤儿。总理称赞桂希恩比自己跑的地方多，一是说明了领导谦虚大度，二是表明了总理对桂希恩的“防艾救孤”工作十分肯定。
总理的肯定和赞赏，桂希恩受之无愧。几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地投身于艾滋病防治事业，视患者如亲人，无私地倾注着心血和关爱。
总理的嘱托让他潸然泪下中国的抗艾事业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2005年3月12日，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志愿者在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种了我国第一支艾滋病疫苗（或安慰剂）。这是国内首次开展艾滋病疫苗临床研究，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已与国际同步。2004年，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表现的卓识和远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而这一切，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的努力密不可分。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总理握着桂教授的手说：“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谢谢！希望你们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给他们（指艾滋病人）更多的帮助。我拜托你们了！”当他听到温家宝总理对当地干部这样的嘱托时，桂希恩百感交集，两行泪水从他那苍老的脸庞上滑落。家里的投入远远超过捐赠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后，桂希恩开始接受社会捐赠，每一笔捐赠和去处他都造册登记，并向医院报帐，累次超过了10万元。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漏了嘴：“我们家庭投入这个事的钱要比捐赠的钱多得多。”“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钱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采访中，桂希恩反复讲着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的钱（工资）已经够多了，生活上够用就行。”以前，他为了节省1.2元的车费，在去湖北省疾控中心汇报时，总是骑自行车前往；后来坐公交车；现在有时也打的……“时间很紧啊”。外界称，“桂希恩从来不到医院报销路费”。桂希恩说，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准确的表述是，“我自己下基层的费用都是个人掏。”他曾数十次去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过检测。不仅往返路费和住宿的费用是他自己出，就连其中许多病人的检测费用都是他自己支付！至今已有100个艾滋儿童和艾滋病人接受过他的资助。桂希恩对病人非常慷慨，可他对自己却非常苛刻。走进桂希恩的家，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有着海外关系的、大学教授的家，书柜是六十年代的，桌子是七十年代的，椅子是八十年代的，就连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台25英寸的彩电！墙壁不但没有任何装修，刷的还是卫生漆，油漆的颜色还新旧不同。文楼村的艾滋病病人程金在武汉治疗时，看到桂教授竟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难过。在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捐赠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写下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这样才能再次表达对您的感谢……”
病人是他心中永远的牵挂2001年5月，他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医院将他们安排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此举立即引起邻居们的抗议，面对重重压力，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以此向公众表示与艾滋病患者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今年2月19日中午，湖北浠水的艾滋病患者万晓（化名）来到中南医院找桂希恩看病，桂希恩带着她做了各种检查，中午安排她吃了中饭。万晓给桂希恩带来了两瓶洋酒，趁桂希恩出去给她配药的时候偷偷放到桂希恩的办公桌下。因为艾滋病，万晓感到“自己两口子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她记得：“桂教授每次来住处看我们总给我们资助，给我们做检查时，都不戴手套。我有时还提醒他防护一下。他总是摇摇手对我笑笑说，没事，这样不传染。”桂希恩回到办公室时细心发现了她的这一“小动作”。他“威胁”万晓：“这样我就不再给你瞧病了。”万晓流着泪说：“每次都给您添麻烦，我们都不好意思。”桂希恩说：“省下钱把病治好，抚养好孩子，比送什么东西给我都好。”临走之前，桂希恩叮嘱她要按时服药，并让她去药店配另外的两种药，“这两种药在药店比医院便宜。”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许许多多艾滋病人。一位被确诊为艾滋病的病人要回应城，中南医院安排了艾滋病培训中心的一名护士护送病人。出发前，桂希恩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定要亲自将病人送回，他说：“这个病人的爱人抛弃了他，父母也不接受他，不把他安顿好，我不放心。”桂希恩随救护车出发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让病人得到妥善安置后方才返回武汉。低调的态度不低调的事业在新闻界，桂希恩一直是很难采访的对象，他不喜欢和记者打交道，这让记者们大感头疼。春节前，作为与桂希恩相熟的记者数次通过中南医院宣传部向桂希恩表达了采访的愿望，均被他拒绝。与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不断增多，记者感觉到桂希恩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还有另外一番原因。揭开中原地区艾滋病的现状，他曾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现在防艾虽然受到了国家和地方的重视，但他的工作仍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他选择低调，不希望破坏现有的和谐。桂希恩不像一位68岁的老人，他的记忆力惊人，他能准确叫出病人的名字，并记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许多年以前的资料都保存完好，随时都能找到。然而，问起他自己的事，他却总是笑笑说：“我想不起来了。”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1960年，桂希恩即将大学毕业，同学们都想方设法留在大城市，桂希恩的父亲桂质庭、母亲许海兰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他完全有条件留在武汉，但年轻的他心中有一个抱负——将自己的所学献给缺医少药的边区人民。他向父母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时，父亲桂质庭对他说，你以后的路由你自己选择，你只要把握一点，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在青海，桂希恩主要从事的是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青海的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76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桂希恩调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传染科医生。帮助农民是一生的安慰桂希恩从不张扬他的过去。他经常下农村，并常对学生说：“不到农村一线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是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我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一生的安慰。”桂教授跑遍了湖北的二十多个县，很多时间是在“三九”、“三伏”天的寒暑假，因为那段时间他可以带着学生一同前往。为实验亲身注射干扰素1985年，为了开展国内的出血热治疗，他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由于这种干扰素为1000万单位，需要进行临床实验，桂教授将这种干扰素注射进自己的体内，结果高烧50℃。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基因工程干扰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医生。从1985年到1987年，他连续三年都到钟祥进行出血热防治工作，每次一去就是三个月。1986年底，在钟祥进行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实验，要过年了，同去的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240例临床实验他一人就完成了80多例。四年工作拉响艾滋警报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几天后，桂希恩就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抽了11人份血样回来，结果10人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第二次抽140人份血样回来，一半艾滋病是阳性，而且他们都卖过血。从当年开始，桂希恩数十次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倾其所有为当地人提供检测和治疗的帮助，并开展家属内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研究。在长达4年的“地下”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艾滋病高发区就这样被发现。桂希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物简介桂希恩，68岁，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八十年代末被国家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1999年，桂希恩发现了中国艾滋病第一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2004年2月，他因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杰出贡献，成为第4个“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2004年6月，他从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的位置上离职，主要负责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的工作。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04十大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活动中，桂希恩被评为“十大年度人物”之一。颁奖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一个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响中国五百年。
2005年11月桂希恩教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