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涛）
    4月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这次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堪称最具争议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六方面值得关注：一、网下配售比例下限提高到50%；二、取消网下配售三个月限售期；三、允许个人投资者参与新股询价；四、提及存量发行模式；五、强化信息披露监督；六、如高价发行，将来业绩不达标将处罚。
　　这也是A股历史上第十次关于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

　　历次改革简介
　　20年前，新股发行制度第一次改革是以“新股认购证”的模式出现，30元一张的新股认购证转手即可获利，成就了无数造富神话；第二次改革是1993年，居民在银行定期储蓄存款余额的一定比例配售申请表，认购证从此开始退出历史舞台；1996年，第三次改革采取“上网定价发行”的模式（之前曾做“上网竞价发行”试点，但没成功），申购者足额缴款、按比例配售。
　　1999年，新股发行制度第四次改革，实行对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和对法人配售相结合；第五次改革是在2001年，“上网竞价方式”出现，以此减少主观操作；2002年，管理层还做出一种“按市值配售新股”的尝试，但并未持续太长时间。
　　2006年推出的第七次改革，就是“IPO”询价、网上定价制度，这种发行体制的大框架延续至今；2009年推出的第八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在原有基础上限制机构的特惠地位，单个投资者只能用一个账户申购；2010年，第九次改革对制度做进一步完善，主要针对报价申购和配售的约束机制。
　　水皮：目前环境下存量发行存在风险
　　对于这次的新股发行改革，水皮认为，存量发行初衷是好的，但如果在目前A股的市场环境下推行，会有较大风险。
　　记者：您认为4月初管理层推出的《征求意见稿》符合市场对于新股发行改革的需求吗？
　　水皮：我认为有一定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在新股发行过程中，证监会应该扮演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总量控制者的角色。不光对个股融资规模需要控制，对总体市场融资总量也需要一个控制。因此，只要意识到总量控制的责任，新股发行改革的措施就会切合实际。从目前推出的这个方案看，我认为对抑制新股“三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当然，也应该提防一些措施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副作用，比如存量发行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存量发行不应该？
　　水皮：应该是应该，但要看时机是否成熟。就目前A股市场的大环境，例如公司主要股东、承销方的基本操守和信用情况而言，有可能导致风险变相加大。
　　从过去的历程看，上市公司做假账很难超过三年，那么有一个限售期在的话，公司的几个主要股东做假账还有顾忌。如果没有了限售期，直接可以减持，那在利益面前就有了更巨大的做假冲动，变现冲动也会在第一时间达到最高值，新股发行过程中的利益操纵变得更强。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新股发行价是降低了，但由于这个“低价”是来自假账所支撑的“低市盈率”，这对市场反而意味着更加巨大的风险。本报记者于涛
　　李大霄：用更苛刻条件降低发行价
　　采访中，李大霄认为，《征求意见稿》的改革方向值得赞同，但具体方式应更为严厉一些。
　　记者：您认为这次《征求意见稿》所表达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李大霄：这次的《征求意见稿》的改革方向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降低新股的发行价格和上市价格。例如其中提高网下配售比例到50%，取消网下配售的限售期等，是通过提高供给量的方式抑制一只新股的发行价，同时还可以抑制新股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抑制新股的炒作风潮，这个方向是对的。
　　记者：通过增加股票供给的方式平抑价格，这种方式是否会对二级市场产生影响？
　　李大霄：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也是应该得到市场认同的。但谈及具体的方法，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探讨。如果这种在上市初期增加单只新股供给数量的方法能够平抑价格，付出代价或许值得，对二级市场是有利的。但如果最终没有起到平抑新股价格的目的，那么我们或许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记者：基于降低新股发行市盈率、价格的方向，您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更为合适？
　　李大霄：我的建议是尽量用苛刻的发行条件、苛刻的上市条件，让发行价格和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格降下来。这就不仅仅是增加供应量的问题，比如，如果改为发行后用延长上市时间和集中上市的方法，加大打新股风险的思路也许更加合理。本报记者于涛
　　吕随启：个人参与询价不能成摆设
　　吕随启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应避免一些措施在细节上被钻空子，例如个人投资者参与询价。
　　记者：在《征求意见稿》中，史无前例地提出了邀请个人投资者参与新股询价，您认为这种改革是市场期待的吗？
　　吕随启：个人投资者参与新股定价，这是一种进步，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关于这方面的细节内容。《征求意见稿》中说的是“允许主承销商自主推荐5~10名个人投资者参与询价”，也就是说让谁来参与询价主承销商有很大决定权，个人投资者话语权不够，那么就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这些个人投资者是如何筛选出来的？他们参与询价是否也以自己的账户资产参与申购？对个人投资者的报价行为如何监管？
　　如果这些细则不解决，市场很可能会怀疑这些个人投资者是不是主承销商的“托”，或者是怀疑个人投资者在询价过程中能发挥多大作用。所以，这条新规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记者：《征求意见稿》中，除了通过平衡新股供需关系来抑制新股发行“三高”之外，还提及如果发行价格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5%，上市后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测的，管理层要进行问责，这是否也能抑制新股的乱报价？
　　吕随启：无论哪种方式，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新股的“三高”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没有弄清根本原因，通过增加供给或者是通过结合市盈率的监管方式进行调控，就想彻底把新股“三高”的问题解决掉，恐怕仍存在一定难度。
　　本报记者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