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伦
　　
　　一、中国人
　　到处都是中国人。在迪拜机场转机的时候，免税区的空地上陈列着两辆宾利轿车，一黑一红，屁股上标着醒目的“DUBAI DUTY FREE”字样。几个中国人在围着车子拍照，我看到有一老兄在拍车子的价格表，就问他这车多少钱，该老兄仔细瞅了一下价格表，回答说，没看出来。老兄顺手把相机递了过来，来，帮我捏一张，他用手指了指身后嘈杂的人群，那将是他的背景。
　　我用手机上网搜了搜，迪拜的货币叫迪拉姆，简写为DHS，1元人民币大概兑换1.9迪拉姆。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货币。
　　几天后，在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兹吃饭的时候，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一幕：在餐馆的阳台位置，五六位老乡围桌而站，桌子上摆着自带的瓶瓶罐罐，塑料袋里是面饼和大葱。那是不习惯吃西餐的山东老乡。沃德的张先生曾向我们提及过的面饼大葱的故事终于被我们撞上了。
　　不管是否吃得惯西餐，欧洲都无法再忽视中国人的购买力。在法兰克福，在日内瓦，在维也纳，不少奢侈品的商店里都有中文说得很流利的服务员，有的店里甚至有好几位中文服务员。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大型手表店里，一位50岁左右的东北妇女在给睡梦中的丈夫打电话，大概意思是，这里只有一只那样（昂贵）的表，短时间内还进不了更多，显然不够买。“你挂了吧，我再去瞄瞄（mao mao）。”她说。
　　这让我想起了当期《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Buying up the world，尽管它讲的是中国企业，而不是中国消费者。而且，在我看来，似乎只有价格高的商品才能成为这些来自中国的消费者的关注焦点。
　　另外，在日内瓦的时候，我们又遇见了一队河北同志，他们一说话，我就听出了浓浓的乡音，那是在平原上生活长大的人所特有的爽直嗓门，高亢明亮，在日内瓦湖傍晚的上空久久回荡。
　　
　　二、物价
　　观察物价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当然是吃饭。我的感觉是，无论是在高速路加油站旁的简陋快餐店，还是风景如画的湖边餐厅，或是市中心商业街区的餐馆，一个主菜加一个汤（或一杯啤酒）的价格相差并不太多，大概在10欧元以上20欧元以下。当然，这些东西已经足够一个（中国）人吃饱。
　　当然，在高速路旁的超市或者餐馆，相同的东西的价格是明显高于市区的。比如，我曾经在奥地利和瑞士接壤处的高速路超市中买过一罐可乐，价格大概是2欧元还多，但在市区的超市里，同样的一罐可乐标价为0.55欧元，差别太大了。
　　司机师傅还曾经专门带我们去过一家离法兰克福市中心“比较远”的“大型超市”去体验。其实，这个“比较远”大概开车也就十多分钟的路程；这个所谓的“大型”，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看来，离我们眼中的“大型”还存在太大的距离。在这家超市，司机师傅买了两瓶他经常喝的白葡萄酒，每瓶的价格是1.69欧元，合人民币15元左右。尽管提前已经有所准备，但这个价格还是低得出乎我们的预料，后来大家在酒店打开一瓶来喝，竟然还真的不错。事实上，在这家超市里，大部分的葡萄酒的价格都在每瓶2欧元和6欧元之间，10欧元的葡萄酒算是非常贵的了。
　　有人开玩笑说，应该选一种2欧元的酒，然后做它在中国的总代理，售价人民币200元。这似乎真是个好主意。
　　在高速路上行驶碰到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便便问题。在任何一个高速路旁的餐馆或者超市上厕所都需要交费，有时候还会有专门的人守在厕所门口收钱，但更多的时候则是自动投币机，不投币无法进入，无论男女，无论大号小号，每一人次0.5欧元，差不多合人民币5元，这么一换算就会感觉比较贵。同行的池先生开玩笑说，弄不好光上小号大家就有可能花掉100欧元。
　　当然，每次上号投币后会得到一张回执，而这张回执是可以在高速路旁的任意一家超市购物时抵用的。这是个不错的方法，值得国内吸取借鉴。
　　在小镇富森，我们入住的酒店是一栋四层小楼，小而别致，古色古香，标的是四星，这让我们对它的价格暂时失去了判断力，我随口乱猜了一个150欧元的价格。问了服务人员才知道，我们房间的标价竟然真是每间每晚149欧元，通过旅行社下单的话则会更低一些，126欧元。
　　司机师傅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一个人挑了小镇一个家庭旅馆住下，每晚60欧元。在他的建议下，我们的晚饭也在这个家庭旅馆的餐厅内解决了。虽说是家庭旅馆，但也标了个三星，无论是从软硬件衡量，它比国内的经济型酒店都要好不少。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建议大家不妨选择这种家庭旅馆，既安全又实惠。
　　
　　三、金融
　　到达法兰克福的第二天，参观完德国股票交易所之后，德交所的阮先生要请我们吃中国菜，当我们从德交所出发，步行经过柴尔大街走到珊珊大酒楼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法兰克福是多么地小：那酒楼就在我们所居住的酒店旁边。
　　那几天，爱尔兰债务危机在加剧，我对欧元的境况表示担心，但阮先生却认为欧元不会有大的问题，更不会崩溃。在他眼里，德国马克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不存在复活的可能，“年轻人已经忘掉马克了”。
　　司机师傅是一位在德国呆了20多年的华人，在和他谈及同一话题的时候，我却听到了一个老男人对德国马克的无限留恋和一丝伤感。他的大意是，马克被欧元代替，是对德国国民财富的一次洗劫，德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到了伤害，包括他自己。在他看来，马克的高购买力时代依然让人怀念。
　　我们也曾谈到德交所大楼前的那头雕塑铜牛，和华尔街的那头牛相比，德交所的牛可谓低眉顺眼，温和慈祥。阮先生对此评论说，华尔街的那头牛不是一头正常的牛，而是一头疯牛，“一看就知道”。
　　我也仔细看过上海那头“外滩金融牛”，其形象让人不忍心在这里描述：我没见过那样的牛，我认为称之为猪可能更接近事实，头部和尾巴甚至身体像猪多于像牛。在我眼里，外滩牛可能更是一个隐喻：中国金融直接拷贝华尔街是没有出路的。
　　沃德的张先生则对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商业文化差异深有体会。比如德国公司和美国公司之间的购并，他说，基本上不可能成功，双方也不大有这种意愿，因为在德国人眼里，美国人不懂制造，只是一帮基金在胡搞瞎搞。
　　本来，我们在德国的重要行程之一是参加一家福建企业在德交所的上市仪式，但在预定明天就要IPO的情况下，今天深夜却突然决定明天不IPO了，因为发行人和投资人对股票发行价格在最后一刻未能达成一致。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识到在“注册制”之下，由市场约束机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股票发行失败的案例。
　　在我看来，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普遍高估就和我们没有实行证券发行的“注册制”有很大关系。
　　当然，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屡次提及，“证券市场发行审核最终要过渡到注册制”。
　　那么，我的疑问是，中国的股票市场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真正的“注册制”？
　　（作者为本报记者，联系邮箱zhoudyl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