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作重心正从世博悄然转向，大力推进国有资产整合。然而，以行政手段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是否合理？整合背后复杂的利益格局，又该如何平衡？
    随着世博步入中场，上海市政府的工作重心正在悄然转向，推进国资证券化改革被提到首要位置。据了解，上海国资委确定的目标是，年内市属经营性国资资产证券化率将提高到30%以上，这意味着有近270亿元的资产要在下半年实现证券化，涉及上市公司可能超过15家。上海国资整合再度风生水起。
　　明年证券化率35%-40%继7月12日上实发展因“控股股东正在研究重大事项”停牌后，7月19日，隶属于上海百联集团的百联股份和友谊股份也宣布因百联集团正筹划重大重组事宜开始停牌。自5月17日，上海地产集团下属的中华企业和金丰投资宣布停牌重组，6月17日，上海久事公司旗下的强生控股以同样理由停牌以来，两个月内，因重大重组停牌的上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6家。上海国资整合明显进入加速通道。
　　此轮加速，意味着由于世博会而延缓的国有企业整合重组，正在成为下半年上海的经济工作重点。
　　近期政府层面密集的相关会议，堪作佐证。据了解，围绕国企改革，近期上海市已经召开了三次专门会议。7月12日的一次市国资委内部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杨国雄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其核心便是“5+1”工作，即推进“企业市场化、开放性重组，充分用好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政企分开、推进国资监管全覆盖，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杨国雄表示，下半年在做好世博各项工作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7月15日，上海市国资委召开新闻例会，新闻发言人刘燮强调，按照年初确定的今年资本证券化率达到30%的目标，下半年上海国资委将全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产置换、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刘燮透露，《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初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
　　7月19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服务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表示将出台政策支持上海大中型重点企业集团通过借壳、注资等多种形式实现整体上市。
　　上海国资委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之所以选择现在加速重组，是因为2010年是《上海市“十一五”国有资产调整和发展专项规划》的最后一年，而上海目前的国资证券化率只有25.4%。此外，上海国资旗下集团股权的层级结构复杂，在进行全方位梳理之后，整合条件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延。
　　“今年国资委主要的工作还是世博会，下半年，根据屠光绍副市长的指示，精力将往国资整合的方向转移。继这几家公司之后，接下来还会有几家公司重组。今年30%的证券化目标应该能够完成。”国资委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上述人士还透露，前几天，上海市国资委又开了个内部会议，确定了明年上海市国资的证券化率目标，要达到35%-40%。“这是明年上海市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国资、国企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在我看来，一是上海国资应‘有进有退’，从一些纯竞争性行业退出，二便是进行国资的重组，使国资的效率更高，布局更为集中。6家企业的停牌，是符合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的。”《上海经济年鉴》主编、研究员张兆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也认为，国资整合、国资证券化，是工作的正常推进，这一步准备得差不多了。不过，在他看来，国资证券化的“文章”做得有点“过”了。“改革走到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都会有完整的市场评价，只不过企业上市后市场评价机制更灵活。文章做得过头说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够。”“合并同类项”做大做强截至记者发稿时，6家公司停牌仍在继续。重大事项的相关情况和复牌时间，迟迟没有公开信息。记者去电了解时，百联集团工作人员答以“相关负责人正在开会”。金丰投资的董秘则称：“没有任何信息可透露，如果要透露会公告的。”中华企业企业文化部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记者：“8月4日上午有个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之前，相关的信息是不能透露的。”在几家公司的公告中，只有中华企业透露出了一些人事调动信息，称7月12日，公司收到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通知，中华企业党委书记陈力出任中华企业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历任中华企业董事和党委书记的张景载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同时，李敏不再担任中华企业副总经理职务。据媒体透露，张景载和李敏将赴金丰投资担任重要职位。
　　此轮调动似乎与坊间传说的中华企业与金丰投资重组方案契合。有消息称，这两个上市平台的最终定位已经明确，中华企业将定位于开发平台，集中集团的地产资产，尽可能做大。金丰投资则定位于房地产流通服务平台，其现有的开发业务或将向中华企业集中。此外，上地集团旗下另一家非上市公司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也将划入中华企业。通过“合并同类项”，上海地产集团希望解决旗下企业房地产业务的同业竞争，同时解决中华企业储备不足的问题。
　　“这种整合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归根结底，地产资产的整合是否合理，还要看后面的效果如何。在我看来，房地产业务开发归开发，营销归营销，术业有专攻，在地产集团内形成齐全的产业链，做大做强还是有可能的。”佑威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陆骑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陆骑麟认为，对开发商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从2009年上海市场拿地的情况来看，至少20亿、30亿元才能拿到地，而地产国资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显然更具拿地的能力。
　　张兆安也认为，将上海国资地产整合起来，更利于地产资源的专业化经营，而专业化能促进规模化，最终可为国资保值增值创造更好条件。
　　“合并同类项”，也是坊间流传的百联股份与友谊股份的重组方式。百联股份是百货和购物中心的资本平台，传言称友谊股份下属同类业务和资产，如虹桥友谊、南方购物中心、西郊百联购物中心，将注入到百联股份。而百联集团所持联华超市资产，可能将注入友谊股份。
　　“大集团下的各个子公司应该都是专业公司，进行专业化运营，这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张兆安称。
　　不过，在张晖明看来，这一轮商业和地产国资的整合，还是体现出了行政化的思维方式。“专业化、规模化说起来都不错，但这样的整合便割裂了企业的完整功能，比如地产资产整合，把房地产经营这个业务板块下的多个功能进行了分割。商业资产的整合也是如此。”张晖明认为，国资整合、证券化的目的应是整体上市，而不是在业务板块内拆来拆去。“拆来拆去还是行政化的思维方式，是国资委在摆弄下面的控股公司。”事实上，今年5月，杨国雄在上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显示，除整体上市之外，“合并同类项”实现分板块上市、跨集团重组、推进IPO等方式，也是上海国资证券化的基本路径。
　　复杂的利益博弈据媒体透露，在2004-2007年期间，上海的国资整合都是自下而上地推动，但目前思路已经改变，整合过程转变成自上而下，“很多大集团内部非常复杂，没有国资委的推动，根本不可能做成”。
　　对此，张晖明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国有资产的整合应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根据市场的可能性来操作。“整合的关键是看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遵循市场规律。国资委由上而下行政推动是值得商榷的，控股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个‘夹层’，对自身资产处置的主动性不够充分。”至于涉及不同国资控股公司之间的资产整合，张晖明认为，国资委应发挥的作用是在其中协调，提出指导性的原则，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段主导整合。
　　不过，上海国资委有关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个人认为此次重组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是共同的互动的结果，下面也有整合的动力。“有些专家认为行政化的东西太多，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市场化，证券化就是市场化。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了行政化的手段，来促进市场化。”该人士也承认，整合的困难也很大，因为很多大国企都非常复杂，其中有艰难的利益博弈。
　　此次几家停牌公司至今未公告具体整合方案，据业界推论，也是缘于其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比如百联股份与友谊股份，不仅要平衡各自的股东利益，还要平衡包括大股东百联集团、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以及友谊股份的另一大实际控股股东豫园商城多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项目的方案规划需要较长时间。而上地集团的资产整合，还牵涉到提供上地大部分资产来源的上海市房地资源局，“这才是重组真正复杂的地方”。
　　今年3月31日成立的国资运作平台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也与国资整合息息相关。与以往的国资平台相比，新成立的国资管理有限公司由资产经营转变为资本运作，长期目标是理顺国资监管体系，短期目标则是缓解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为上海基础设施建设而筹资。重组后整体上市的国有企业的股权划拨，是首先考虑到的筹资来源。
　　据了解，上海已经整体上市的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批考虑划转的股权。此外，上半年已完成整体上市的上海建工也在划转的目标股权之列。
　　“国有股划拨至国有资本管理公司，与财政有关，同时也有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上世纪80年代‘利改税’以前，国企的利润全部上交，‘利改税’以后，国企上交税收，利润则归企业自己支配。在下一步改革中，政府作为出资者，对国有资本的利润也应享有处置权，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国有资产，同时出资者的权益更能得到保障。”张兆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在张晖明看来，当一家国企整体上市以后，原来的国有资本全部装进上市公司，国有股的股权若变更为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持有，只是股权持有主体的转移问题，事情相对简单，因为国有资产的股权持有主体是谁并不重要。而如果是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的话，原来的控股公司便没有了对接资本市场的管道，对控股公司自身的发展确有不利之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与原有的控股公司之间，会出现利益问题，但利益可通过协调，达到平衡。”张晖明表示。　　

　　广东推省部产学研力促自主创新本报记者黄昌成发自广州7月26日下午，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的见证下，广东省政府分别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签订全面推进产学研合作协议。
　　在次日召开的省部产学研结合五周年总结大会上，汪洋形象地比喻，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靠外向带动加工贸易，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成为全国第一的经济大省，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迅速成长起来的胖子，要在国际赛场上与别人抗衡成为真正的强者，还要练肌肉、练力量，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广东在系统总结过去5年省部产学研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多方征求意见和建议，历经半年多，编制了“三部一院一省”产学研合作“十二五”发展规划。
　　据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省部产学研办主任李兴华透露，规划在编制阶段，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提出了12条修改意见，全部被吸纳其中。
　　“规划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共识，相信对‘十二五’产学研工作有很好的指导。”出席签字仪式的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说，“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广东产学研合作工作行动早、规模大，特别是通过省和部系统的合作，全面地推进，持续地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全国还是很少见的。”早在2005年，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就已经就共建211工程、支持广东推进产学研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取得共识。同年8月，双方在广东进一步商定，科研人员携带科技成果到广东合作。双方于当年9月正式签署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议。
　　“这标志着省部产学研合作正式启动。”黄华华在省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五周年总结大会上说，“教育部曾专程派专家到广东省教育厅兼任省部产学研合作的领导，具体负责省部产学研合作的事项，此后，又得到了科技部的大力支持。”5年来，共有311个科研机构的1万多专家教授，在广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产学研合作，企业组织实施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总计1200多项，年均增长43%，五年累计新增产值7000多亿，项目新增产值高达94%。2009年，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已经跃居全国第二位，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2.6万亿元，是2006年的1.67倍。
　　而现在，工信部和中国工程院正式加盟广东省部产学研，标志着“三部两院一省”联合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全新格局正在形成。
　　“广东产学研合作既可‘请进来’，形成产业聚集度高、特色明显的区域和园区，也要‘走出去’，积极推进区域产业调整和转移，将产业链向其他地区拓展延伸，实施大区域产业和创新战略，形成更大范围的产业协同和布局规划，形成与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与市场需求相符合的产业协调发展新格局。”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作为新加入的成员之一，娄勤俭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接下来，将发动工信部直属高校、科研机构等资源，为产业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提供支撑。”这正与广东省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暗合。在广东省，一个已经达成的共识是，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主创新人才不够。
　　“就像盖房子水泥砖头我们都有，可是缺少高水平的设计师、建筑师，缺少高端的建筑设备，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很难高效率地盖一栋现代化的房子，而省部产学研合作，是把力量带到广东来，帮我们盖好房子。”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总结大会中说，“这些设计师、建筑师就是全国重点高校科研院校的重要人才，这些建筑设备就是国家的重点实验室研究、开发中心等创新平台，有了高端的人才和设备，再加上广东市场经济比较活跃，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为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动力。”
　　邬贺铨：中国工程院将帮广东解决实际问题7月26日，中国工程院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一起，成为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的新成员。为何工程院会成为广东省部合作的新成员，它将在合作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代周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
　　时代周报：中国工程院此次加入广东的省部产学研合作计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邬贺铨：首先是因为广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5年了。原来是和教育部、科技部合作，这当然很合适，因为他们一个是管教育，一个是管科技的，学和研都有了。但是现在把工信部和工程院吸收进来，从省里面来考虑，是站得更高的。
　　从这个层面上说，工信部管国家工业发展的政策，也掌握全国的资源市场；而中国工程院本身是一个科技方面联系企业的很好的平台，院士里面也有很多是来自学校、研究所的，也有来自企业的，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了解，对于怎样导向产学研的发展，从体制和技术上面，包括从未来的发展方面，工程院可以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
　　时代周报：中国工程院会跟广东进行哪些项目合作呢？
　　邬贺铨：不是做具体的项目，工程院与广东签订合作协议后，将会根据省里和企业的实际要求，组织院士开展咨询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发展中的问题。这些工作以前也做，但以后两个层面将会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时代周报：从全国范围来看，产学研合作也开展了几年了，你觉得目前还存在哪些难点？
　　邬贺铨：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学校、研究所和企业可以合作，但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双方可能闹别扭。
　　有时候，科研成果转给企业后，企业不一定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去消化，学校和研究所因此觉得企业没水平，产生轻视态度，企业又觉得学校和研究所的成果根本不能称为“产品”，双方互相埋怨；双方在价格上也会谈不拢，企业往往认为科研成果“可生产性”不够，不愿意出很高的价格，学校和研究所反而认为企业不识货；有时候，学校和研究所认为科研成果不能只给一个企业，而企业认为应该独享，不应该再给竞争对手。
　　还有一点，企业和研究机构往往都是谈产品的转移转让，并没有通过产品的转移获得技术，企业内生的创新能力并没有成长。现在产品更新换代很快，转完以后可能没两年就落后卖不出去了。
　　时代周报：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邬贺铨：我认为，不能把产学研当做纯粹的市场行为，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比如产业政策支持、资金科研项目支撑，甚至可以有一些市场上的引导等。
　　而且目光要看得长远一些，并不能为了某个产品而做产学研合作，关键是怎么把企业内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出来，这样产学研合作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然的话，合作一遍，后面就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