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11日在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凸显出现行国家主权评级的缺陷和弊端,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外资控制评级机构占据中国大半壁江山 

　　业界呼吁建立更多中资评级机构 

　　 权归一身，问题立现。正是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巨头组成的方阵，将原本还尚存气息的希腊一棍子打死，就此推入债务危机深渊。同时，其也因对包括CDO等金融衍生品的错误或是违心评级，而最终将世界陷入金融海啸的漩涡。 

　　 如今，曾经的“宿主”美国已不再手软，对以穆迪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展开了包括司法部、证监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部门的联合围剿。 

　　 尽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美国这种看似绝情的举动下，其实仍有保护之意，围剿更多是给市场交代，而G20峰会上，各国对评级机构监管问题的分歧，则证明美国并没有彻底抛弃评级机构之心。 

　　 但是，西欧、东南亚、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提出要建立评级机构的设想，却昭示着一个评级机构多元化时代的可能来临，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自己的评级机构也便有了更多期待。 

　　 在以信为大的时代，拥有一家评级机构对掌握信用风向、保证自身利益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正如陈道富所说，“一家信用评级公司能否立住脚，不是任何人说了算，而是取决于市场的认可度。” 

　　 而中国的情况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时间表，决定中国的信用评级公司首先就丧失了“先入为主”的优势，同时，更难应付的，还有三大巨头在全球拥有的“同化和排除异己”的绝对实力。 

　　 目前，中国评级市场上，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机构共5家，但有4家已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巨头以参股或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的方式“被同化”。 

　　 资料显示：2006年4月，穆迪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同年，新华财经公司以自然人代持方式持有上海远东50%的股权；2008年5月，惠誉宣布完成联合资信49%的股权收购；2008年8月6日，标普与新世纪签署了技术服务协议。一份联合资信关于评级机构在国内中期票据市场占有率的研究报告更显示出：2009年全年，中联合资信在发行期数和发行主体数量的评级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7.78%和32.2%；中诚信则分别为42.05%和47.03%；大公占11.65%和11.44%。 

　　 外资控制的评级机构占据中国债券评级业务大半壁江山的形势凸显无疑，“在中国目前的评级市场，已经被由美国公司控股、参股或者是合作的机构，占去80%的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评级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在去年某信用评级论坛上的一番感慨被验证无疑。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和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有恃无恐”，很大程度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庇佑。 

　　 2006年颁布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和美国的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s)，给予了三巨头评级决定不受干涉，评估投资风险时犯错，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的绝对优势，而这一决定评级机构能否发展站稳的关键“福利”，新兴的非美评级机构却很难享受。 

　　 自2008年7月就启动了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申办工作的大公，在经历了美国严苛审查及两次“延期批准”后，最终仍被拒绝。 

　　 三巨头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过分无节制”的表现，引发了包括“幕后老板”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不满，原来的保护伞也开始渐渐移位。 

　　 仅6月16日一天，美国方面连发两议案，不仅除去了此前一直保证评级三巨头可以不为自身错误买单的NRSROs成员身份，还表示会设立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安排指定评级机构，并同时协调各评级机构间的工作份额，避免了评级三巨头一手遮天和自行选择所引发的，“谁付费，谁评级高”的利益冲突。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证监会加速批准了一些已经申请NRSRO多年，但一直未获得批准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也让中国评级机构未来再申请“入美签证”有了更多可能。 

　　 毕竟一支独秀难成春，目前，业界已经开始呼吁更多“国字”背景评级机构的建立。陈道富也表示，中国现在发展评级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 

　　 他称，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谋求形成共识国家地区间的区域合作，最终实现评级机构的多元化。 

　　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正面临改革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现有的国际评级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目前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在评级理念、评级标准、收费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 

　　 “在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三大机构备受质疑，主要问题是其评级理念太落后。”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说，“三大机构仍然是以依托于实体资本进行所谓的信用评级，这个理念就是错的。信用是一个抽象的、虚拟的资本。这种虚拟的资本时而和实体资本复合，时而超脱实体资本，有自己运行的规律。”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管局原副局长魏本华认为，三大评级公司在评级制度方法上存在“严重的弊病”。他说：“一个好的评级机构，其评级报告应该在经济危机的预警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三大机构不仅没有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加深了危机。比如，这一轮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久前欧洲债务危机，三大评级公司在危机前不能嗅出任何迹象，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却对一些经济体大幅度降级，落井下石，导致他们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除了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等评级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与会专家也纷纷表示，现在的评级机构，特别是三大机构对市场的垄断也使得收益和责任不相匹配，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对市场存在“垄断行为”，而且“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说：“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整个评级业务的95%，使信用评级成为一个非常集中的产业。”“为什么这么大的评级公司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蒙代尔分析说，一是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和评价；二是他们对一些衍生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的认识；三是对一些投资者和借款人的信用程度了解得不充分。 

　　 吴晶妹表示，垄断话语权控制市场就失去了公信力。所以欧洲现在率先挑战美国，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动作。现在，信用资本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深入剖析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种种弊端，将其归纳概括为五大问题。 

　　 一是指导思想问题。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首先服务、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是评级标准问题。他们的标准是按照西方理念来进行国家政治排序。 

　　 三是角色冲突问题。评级机构本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就是发现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评级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着本质的矛盾。 

　　 四是技术模型问题。经济环境好时评级机构都说好；经济环境恶化时都说坏。如果都是这样，这个评级机构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五是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主要是被评人的付费问题。 

　　 江涌、吴晶妹等专家认为，评级机构在退出机制等方面也存在漏洞。“现在信用评级机构只有进入机制，没有退出机制。怎样建立评级机构的退出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江涌指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新的监管机制，防止一些评级机构“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防止出现“价高级高”的“卖级”行为，防止一些机构对评级进行妥协来获得收益。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世界许多国家认识到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表示“在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正面临着一场改革。”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指出，人们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美国垄断的评级体系在其“道德风险”与“评级标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 

　　 据吴红介绍，G20伦敦金融峰会《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已明确提出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涵盖其中。美众议院通过了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防范由评级机构带来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欧盟则开始制定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法规》。俄罗斯明确宣布要建立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采取措施，加快培育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管。 

　　 “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必须改革。”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说。“因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信用评级机构模式的主要弊端，其中包括：信用评级对危机的顺周期影响；评级机构自身的谋利动机与提供公共产品、公正评级的利益冲突；评级过程、方法、依据不透明；缺乏竞争机制的约束。由此引致评级质量下降，信用评级体系丧失其在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认为，为维护信用评级业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信度，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 

　　信用评级就是制定金融标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日前表示，它和最近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样，标志着我国正在尝试打开争夺世界“金融主导权”的新局面。 

　　 首先，今天，全球开始质疑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积极作用”——引发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它让我们看到，很多它评估的高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在这场危机中都变得一钱不值，尤其是对海外投资者而言，由于对它们权威性的充分信任，结果造成了自己辛苦打拼下来的宝贵财富大打折扣或化为乌有。今天，我们开始打造自己的信用评级公司，目的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给我们财富管理造成的麻烦。 

　　 其次，我们也注意到，当希腊欧债问题暴露，欧洲政府正在极力寻找挽救希腊等国债务问题，以防止问题蔓延到整个欧元区的时候，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却火上加油，一再地调低希腊的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导致了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这事实上帮助美国对冲基金完成了“做空”欧元、牟取无风险暴利的投机行为。可以这样说，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行为，再次暴露出它们信用评级“时机”把握上的肆意性和不恰当性等严重缺陷——美国自身信用评级过高，而对欧债信用危机国家信用评级却过低——这是一种“内外有别”的评级。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信用评级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可控性，从而能够提高整个金融体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动冲击的能力。 

　　 第三，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和监管制度的落后。造成这种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体系存在垄断，没有竞争。如果今天中国信用评级公司能够打破垄断，那么，信用评级公司就会不断改善自己的信用评级方式，就会不断地去探索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带来的全新的风险特征，从而做出符合新产品风险特征的、准确的信用评级结果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公国际的“声音”不仅是在捍卫中国经济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的效率改善和质量提高的优化过程，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今后健康平稳向前发展。 

　　 孙立坚认为，但也不可否认，要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上争夺到中国自己的金融话语权，而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会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其次是“市场”建设。如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度提高，中国“输出”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就会越来越方便，世界关注中国信用评级报告的机构就会越来越多，中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就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就是“方式”创新。如果中国未来受过规范训练的金融人才越来越多，中国的信用评级机制能够容纳百川，取其精华，舍其糟粕，那么，中国信用评级制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一席。 

　　 孙立坚表示，总之，我们今天在努力打造人民币在世界财富创造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寻找原创和管理财富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性。今天信用评级恰恰就是一种金融业务运行的重要“标准”！（本版文字整理 彭春来 包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