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手下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在年事已高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他现在40岁，他将迁至香港，好好利用中国的崛起。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吸引力已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像安东尼·波顿(Anthony Bolton)这样的投资老手都愿意搁置自己的退休计划，追随西蒙的上述想法。波顿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选股者之一，3月就将满60岁。他本该从伦敦迁往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买下的小楼，纵情于自己的作曲爱好，而现在他正准备迁往香港，建立一只专注于中国的共同基金。

　　在掌管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特殊情况基金”的28年，波顿成就了传奇选股者的声名。在这期间，该基金的年率化回报率达到了19.5%。如今，他解释说：“世界重心正明显向东方移动，我想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参与进来。这里的投资机会实在是太好了，让人不忍错过。”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球的投资组合投资者不能忽视该国的企业巨头。按市值计算，这些企业中有许多在本行业的全球排名中已位居前列。但挑选中国股票并非易事。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使得该国的股市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差别。并且，尽管它的企业规模庞大，但这些企业很少具有全球竞争力。

　　波顿拿自己的声誉在这个无法预知的市场上进行冒险的决定，正受到整个投资界的密切关注。他的成败，可能会影响无数其他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投资。

　　当然，已经有巨额投资组合资金流入了新兴市场，包括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股票。预计未来每年还会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因为投资者抢着增加对世界增长最快公司的风险敞口，以创造高出同行的回报率。数据提供商新兴投资组合基金研究公司(Emerging Portfolio Fund Research)表示，去年，只投资中国的共同基金的认购金额较2008年净增长54亿美元，增幅达60%。同期它们管理的资产总额增长了1倍。

　　外国投资组合投资者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包括：难以评估当地的管理层是否真正关注股东价值；接受业界无处不在的政府身影；以及如何寻找投资机会。

　　与西方企业不同，中国企业往往关注规模、市场份额以及营业收入等指标，而这些指标未必能够创造更高的股东价值。这与全球基金经理的决策依据不符。他们依据的细节包括：每股盈利、股本回报率、公司业务的连贯性和透明度。

　　一些分析师表示，事实上，中国的股票价格往往是由投机与流动性推动的。中国基准股指——上证综合指数(Shanghai Composite index)过去三年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该指数2007年在全球表现最佳，2008年表现最糟。去年8月份前曾上涨近一倍，此后遭遇重挫——但全年仍实现了约80%的涨幅。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在不到20年前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股市。早期投资中国内地股票的基金经理，包括现任摩根大通(JPMorgan)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的李晶(Jing Ulrich)，对透明度、流动性以及管理问责制度感到担忧。李晶指出，情况已“大幅”改善，但她仍对经济增长与股市成功的关联持谨慎态度。她说：“人们并不怀疑宏观经济增长将会强劲，至于这种增长会不会转化成健康的企业利润，则不太好说。”

　　波顿也不应该预期，使自己成为欧洲明星基金经理的技能——比如，识别并支持优秀的管理层——很容易适用于中国。《中国私有化：中国股市内幕》(Privatizing China)作者之一、长期关注中国的银行家侯伟(Fraser Howie)表示：“他在伦敦的经历在中国市场上价值有限，因为他既不认识汉字，也不会说中国话。认识乃至真正了解中国公司的管理层，对他来说将非常困难。”

　　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多数股权仍由国家拥有，高管仍由共产党任命。因此，这些公司的高管们总是会关注自己的政治责任。希望支持国有控股公司称职管理层的投资者，必须准备好应付下述情况：自己偏爱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长，突然被调去执掌某个竞争对手，或者中国的某个省份了。

　　在仍受中央政府严密监管的一些重要行业，比如电信、银行、航空航天、石化，会周期性地出现此类人员更迭。一次比较令人难忘的人员变动是：3年前，政府突然调动了几家最大银行的高管，这突显了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银行通过海外上市已经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保持着对它们的控制权。在那次调动中，原任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行长的张建国，变成了第二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CB)的副行长。这样的人事调动并没有征询交行主要外资股东及战略合作伙伴——汇丰银行(HSBC)的意见。

　　还有更令人不快的意外在等着投资者：他们一觉醒来发现，昨日的市场宠儿已经因涉嫌腐败而被捕。2005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及其它一些机构投资者在建行上市前购买了该行的股票。但就在香港上市前的几个月，该行行长张恩照突然被捕，这令机构投资者惊愕。张恩照因收受贷款回扣总计53万美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建行后来争取到香港方面豁免首次公开发行(IPO)前至少一个财年管理层维持不变的要求，但这个案例还是给国际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一党制国家的法律特征，不仅局限于这些令人瞩目的刑事案件。杰克控股(JFP Holdings)管理合伙人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表示：“中国有法律体系，但执法缺失，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和合同问题方面。”潘考夫斯基曾在华尔街工作了20年，随后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工作了15年。他警告投资者“要非常小心地研究在华企业的竞争地位，因为这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多数产品都面临巨大的价格压力。”例如，一个市场领袖可能很快发现，有人窃取了它的知识产权，并仿制它的产品，从而削弱了它的价格定位。

　　资金池日益扩大（这是国内流动性充沛、政府限制国民海外投资、以及本土专业投资者人数增加的结果），而管理出色的私企相对较少，意味着波顿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来华投资的人数根本跟不上投资良机的数目，”潘考夫斯基表示。

　　与此同时，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中国股市充斥着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政府干预行为。此外，整体经济增速与股价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关联。

　　当波顿真的决定出手投资时，就目前而言，他将无法购买迅速增多的沪深两市股票。境外集团只得按照经中国政府认可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在获准的额度内对内地股票进行投资。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底，中国已累计向78家外资集团批出157亿美元QFII额度。预计今年北京方面将再批出50亿美元额度。

　　在富达等待中国监管部门对其额度申请作出回复期间，波顿只能投资在香港、伦敦或美国等地上市的中国企业，或者从牌照持有者手中租借QFII额度。

　　波顿坚持认为，自己的技能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回报。在其任内，富达的“特殊情况基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相当成功，包括一些“A股”——A股在国内上市，交易主要限于本国投资者。过去5年，他还经常访问中国，获得了与中国管理人士合作的经验。

　　他指出，与国美(Gome)高管的会面，让他对该公司的管理方式和账目感到不安，由此决定放弃对该电子产品零售商的投资。国美曾被视为获利于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稳妥选择，但自从其创始人1年前因内幕交易和行贿罪名被捕后，该公司目前的H股股价只有2008年初水平的六分之一左右。

　　波顿将借助富达在香港现有的研究和分析资源。富达旗下的中国聚焦基金(China Focus fund)掌管着价值40亿美元的股票，其经理人王文莹(Martha Wang)会讲普通话，拥有16年的中国企业研究经验。实际上，富达30名亚洲区域分析师和18名投资组合基金经理中，许多人会讲普通话，其中一些人将陪同波顿与中国企业管理层会面。他们将不仅提供翻译，还提供本土信息。

　　波顿的基金尚未确定的战略和规模。但他表示，其押注规模要大过富达现有的中国基金，并按照他的风格来运作，即自下而上的投资，敢于逆向操作。

　　波顿表示，除了挑选股票的技能，鉴于自己上世纪80年代及其后在欧洲发展中市场的经验，他还将带来全新的视角，以及识别新兴行业中新兴趋势的能力。例如，中国鼓励国内消费、发展新兴行业及倡导绿色经济的政策，会让服务业和制药企业从中受益。

　　“我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一定要跑赢大盘，”他表示。“我现在跃跃欲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