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上证2850点“婴儿底”匆匆被击穿，股指不敌“寒流”的段子似乎预示了A股正遭遇着一个尴尬和糟糕的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是，饱受诟病的一线监管正在加强（上期即1月23日的《红周刊》对此已经重点关注）。在监管层强化监管本位的当下，监管转型时代到来。但市场人士对监管转型的未来依然存有诸多困惑。就此，记者专访了香港九方宽客宏观研究院院长房四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谭人友。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失衡、监管思维固化是股灾的根源，监管层需要融合国际视野，重构体系，监管需要动大手术。

　　监管释放转型信号

　　根治问题需重构体系

　　记者：上交所、深交所2014年至今向上市公司以及股东和董监高发的监管函和问询函件数逐年逐季大幅增长。您二位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与监管转型之间的关系如何？

　　房四海：发函量剧增可以理解为证监会正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但简要梳理2014年以来深交所发监管函的事由，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窗口期买卖，短线交易，违规减持，资金占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消极对待监管工作等等。其实这些事项几乎都已在现有法规中被令行禁止。因此，我觉得加强监管是对原有不适用制度的修正。与其说发函量增多是加强监管转型，不如说是对先前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的加强。但这种明显的变化至少对外释放出积极的监管转型信号。

　　记者：由此来看起码意义上是正面的。除了发函量增多，上市公司遭行政处罚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多。这对治理上市公司违规问题、净化市场能起多大作用呢？

　　房四海：上市公司遭行政处罚的数量虽迅速增多，但惩罚力度却太轻，没有起到应有震慑作用。比如某公司因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仅被处以10万元罚款；某公司董事因短线交易仅被给予警告并责令上缴所得收益的处分；更突出的是某公司虚增收入2.78亿元避免了“ST”威胁，仅被证监会责令改正，公司及责任人合计罚款仅300万元人民币。

　　记者：这么来看，这种处罚更是形式上的。违法成本太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方四海：是的。2015年6月15日股灾发生后，证监会于7月8日发文规定：“即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若违反上述规定，证监会将给予严肃处理”；然而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高管依然毫不顾忌地减持。这些都说明，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所得与违法成本严重不对等，这是造成上市公司甘冒风险、不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直接原因。

　　谭人友：个人觉得仅仅是监管函和行政处罚“量”的增加，对上市公司违规、违法问题起不到治本的作用，加大打击和处罚力度往往只能在短期内有效。最根本的解决措施也不仅仅是针对《证券法》等法规进行修订，而应该至少从监管理念、执行效率、惩处机制三个层面来重构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其背后的本质更是需要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深层次改革，这需要动大手术。否则资本的逐利性总会借助各种不法手段获利。此外，从供给层面来看，有效遴选优质的企业上市，实施企业管理层职业素质教育也是减少上市公司违规问题的关键。

　　记者：重构监管体系工程可谓庞大，那有些国家对上市公司违规问题的追责力度很大，对比于此，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么，或者方向是否该进一步明确？

　　房四海：可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但改革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不仅指明监管单位的转型路线，更重要的是向市场释放改革的利好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要预防上市公司造假，一是事前审核要严格执行，把好进入关；二是完善事中监管机制，对违规行为要严加惩处，比如可借鉴美国萨班斯法案修正相关规章制度，明文规定那些在信息发布文件上签字、背书的高管承担相应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三是完善退市机制和严格执行，实现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再如正在推行的注册制，注册制与当前市场机制的相左之处主要体现在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过轻，退市制度未能有效执行，因此制定合理的退市制度（比如考虑退市的层级性）与惩处机制及其它们的严格执行是成功推动注册制的关键。

　　记者：说到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现在上市公司“忽悠式”重组、“跟风式”重组、虚假重组等问屡禁不止，除了监管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谭人友：我觉得还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缺少职业精神和道德底线，企图弄虚作假获利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部分中介机构没有职业操守，底线沦丧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三是与救助困境企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接机制不畅通，导致困境企业无法获得专业支持，以致为了企业存活而铤而走险。再强调一下，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所得与违法成本严重不对等，是不断出现这类问题的直接原因。

　　股灾根源在于产业结构失衡

　　记者：再回到二级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最近的讲话中对2015年6月股灾、8月急跌描述为“股市异常波动”，也坦陈“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您二位怎么看2015年的两次股指大跌和2016年元旦后市场的进一步下挫，暴跌的根源是什么？

　　房四海：2015年两次股指大跌的典型特征是“暴涨+急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实体经济的低迷与房地产调控，而可投资产品有限，流动性大量流入股市，推动初期上涨；二是新一轮经济改革、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等利好预期引导资本加快流入；三是逐利资本借助场外配资与各种理财产品的间接渠道进入股市，推波助澜，最终导致股指暴涨；四是彼时美联储9月加息时点逼近，金融市场担心资本外逃，诱发利空预期；五是监管部门为降低配资杠杆、清理无序的场外配资，利空预期加剧，资金加速流出；六是恶意做空者利用衍生品放大市场波动，最终导致股指暴跌。

　　而元旦之后的市场下跌，就是“杀你没商量”，是下跌最后阶段的典型特征。总体而言，必须让那些强势股，没有跌透的股票都跌透。大家都没指望了，新的行情才有可能降临。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不了财富，用运动口号式的梦想作旗帜，以信用和杠杆作麻醉剂，搞垮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现在轮到金融业自己。

　　记者：市场大跌，制度监管饱受诟病。那么从监管角度看，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呢？

　　房四海：这正是我接下来想重点说的。在暴跌中，始终贯穿其中的交易机制固有缺陷、投资者羊群行为、社会舆论引导等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股市暴跌的根源应该是中国经济的痼疾即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经济长期以投资拉动、低端制造业拉动，金融体系极为不发达、不匹配，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企业家的经营思维狭隘，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有限，监管思维因此而固化。

　　谭人友：直观看来，证监会清理场外配资是2015年股灾的直接触发因素，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市场不发达，行政干预过多，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导致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不足，监管理念落后，比如作为交易量庞大而内生性脆弱的A股市场，应该进行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并制定应对预案。

　　证监会监管转型有助于改善这些问题，但股灾的根源是产业结构失衡，因此金融监管的转型不能仅就金融谈金融，更不能离开实体经济谈金融，而需要全局考虑，统筹规划，自上而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监管体系的重塑。

　　融合国际视野 进行监管转型

　　记者：中国的经济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积弊，股市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周期规律”？在抓和放之间，监管层需要变革的内容到底有哪些？

　　谭人友：这也是我们要继续关注的，股灾背后暴露的是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监管人才缺乏问题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溢出效应等。股指的历史走势表明，监管机构对股指走势影响极为明显，也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前面提到，仅仅通过变革监管内容能够有所改善但无法根治。监管体系的重塑是直接的应对层面，背后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失衡，即对投资和低端制造业的长期依赖，国有企业的高垄断性和民企限制过多，金融体系改革滞后等，这些造成上市企业质量不高，金融工具产品有限，民众投资非理性等。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开放深化，国际金融环境对国内股指溢出效应明显，如何融合国际视野来设计中国的监管体系至关重要。其不仅是指借鉴国际监管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监管体系中纳入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溢出效应。

　　记者：肖钢主席提出要健全“规范杠杆融资；严格程序化交易管理”等制度机制。这其中哪几点切中了监管层回归本位的要害？比如程序化交易管理，有市场人士就认为是“末节”？

　　房四海：客观来讲，在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的背景下，规范程序化交易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但不能因此而抑制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协调发展，过于单一的市场往往风险集中，波动较大。简言之，不能简单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抓住其本质即监管体系重塑和金融体系变革协同推进，以及在国家层面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匹配、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