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采访了一位在中国从事建筑业的企业家，他是世界经济论坛中最早加入反腐败合作倡议（PartneringAnti-CorruptionInitiative）的中国成员，公开承诺不行贿。我写文章时，他仍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内地企业家。那篇文章刊登后，他有些抱怨说承受到很大的压力。建筑行业怎么回事许多人都清楚，一名想做干净生意的企业家，似乎背叛了行业规则。

　　其实，企业不行贿，是最起码的守法要求。换句话说，当法律严格禁止并且严厉处罚官员受贿和企业行贿时，企业不行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但是，当官场与商场行贿相当普遍，在有些行业中甚至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本来最起码的守法底线，变成了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一种企业自我约束的行为，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

　　既然有法律约束，企业做守法的好公民即可，为什么需要社会责任？是不是说企业社会责任比守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是不是说在法治不健全或者标准低的地方，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更有意义？

　　一般来说，许多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会对周边环境和社会产生外溢效应，这种外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被经济学称为企业的“外部性”。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从小处来说，是企业努力消除负外部性或者努力扩大企业正外部性；从大处来说，是努力消除整个经济中的负外部性，或者努力扩大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正外部性。

　　企业经营产生负外部性，其后果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或者带有法律风险。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外部性法律风险的管理，也是一种前瞻预防行为的。例如，化工企业在标榜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时，往往会把环保放在首位，因为这类公司排放污染潜在的法律风险巨大。有些物流快递公司，会把减排放在首位，因为这类公司在业务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些排放当时并不会带来任何法律风险。

　　同样道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企业家，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里，没有企业会把不行贿当成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里，一个企业公开声称不行贿，却需要不小的勇气，甚至会出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遭遇。

　　有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强化其经营行为的正外部性，让社会受益面更广，如一些企业会雇佣残疾人、一些企业会主动扩大就业。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本身的使命之间要达成平衡。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的成功，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弗里德曼197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许多效率低下的企业，仍然受到政府的支持不收缩和不破产，虽然维持了就业水平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浪费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我们很难称之为负责任的政策。

　　在有些情况下，存在着一种扭曲的企业社会责任。我知道有几家矿业公司，数年前采矿加工，污染了当地环境，当地渔民的生计都无法保障，但这些公司高调捐出大笔资金用于减贫和教育。其实，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社会责任是坚持一些行为的底线，而不是表现更高的道德姿态。对于这几家公司来说，只要严格遵守环保法律，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在整个经济层面，经济和商业活动会产生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但在政策“失灵”的领域，也带动了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例如许多企业会选择支持教育、健康、减贫等回馈和改善社会的行为。许多企业的技术、产品、服务会天然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例如一家科技企业所在的社区，往往会带动居民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和创造发明的启蒙。硅谷的科技公司，对于当地创新文化的产生起到很大作用。

　　商业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创新性，领先于法律与监管，这时候需要企业的自律。跨国公司需要一个“全球契约”来规范其行为，西方的跨国公司在本国守法，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关法律或者标准较低，就需要社会责任约束。同样，中国公司正走向海外，需要考虑贡献社区、保护环境、创造就业等等。

　　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面对创新，法律和监管还跟不上，特别需要公司的行为自律和加强责任感，在虚拟世界也需要坚守一些底线，如谷歌提出公司“不作恶”，应该是互联网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同时，互联网科技本身，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责任文化，运用信息技术解决一些社会“痛点”，如大规模的免费或低成本的网络教育，有利于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

　　如果企业都是守法的好公民，企业社会责任就关乎企业的名声，被当作企业品牌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企业声誉风险管理的要求，避免发生对企业品牌造成伤害的事情，或者进行危机管理。另外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主动的践行社会责任，增加品牌的美誉度，塑造企业的价值观。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根本上依靠法治社会的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其补充。而处于不断变化与创新中的公司，那些有责任感的往往能走得更远。

　　（作者为第一财经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