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卫生工程系硕士毕业，进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在环境系统研究部、技术战略研究部等部门任职，1999年任野村综研经营信息咨询部部长；2002年，在上海创立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05年，回日本担任野村综研咨询项目统筹管理部部长；2007年7月开始担任现职。研究方向：中国战略、产业政策、环境系统等。

　　中国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员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发表了许多说明其优势的意见。但所有这些意见都只是在说明“在结果上”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理由，并未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理论化和普遍化。

　　中国股市的震荡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略微调整，其影响很快就传导到了全世界。此外，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现在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性问题的动向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世界各国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世界各国也期待中国为解决世界经济及各种地区争端问题做出巨大贡献。例如，削减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节能及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在解决世界多发地区的争端时发挥领导能力等，希望中国在与世界相关的众多领域担任重要角色。中国应当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而且从中长期来看，这些贡献将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在笔者列举的上述贡献之外，我也希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化能对世界有所贡献。这就是中国自身经济体系与政策体系的理论化和普遍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严重混乱。金融危机所产生的混乱不仅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而且导致了世界对一直深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其金融体系的信赖产生了动摇，即经济理论本身受到了波及。尤其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手段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兴起了一种争论认为“之前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经济理论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现在也出现了不少批判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极限的研究。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论文指出了中国等国家主导的，可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优势。中国式的经济运营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称作“北京共识”。的确，加上对发达国家的过度市场主义的反省，中国式的经济运营为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这一系列研究绝非认为现在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被中国式的经济运营所取代，只不过是将其作为目前资本主义理论的补充来研究。

　　中国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员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发表了许多说明其优势的意见。但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意见都只是在说明“在结果上”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理由，并未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理论化和普遍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在仍处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同时，中国的研究人员中还未出现将现在中国经济的成功作为像马克思或亚当·斯密的一般经济理论一样进行体系化的研究成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化与普遍化将会成为中国为世界经济作贡献所不可或缺的研究活动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当局的经济政策，可以正面地评价说是 “在边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边灵活地实施对策”，但也可以说成是有点缺乏一贯性的“暂时应付”的倾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当局不能精确地预测政策实施将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然而，即使外国经验丰富的专家想预测中国的经济，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及金融相关的数据，但几乎找不到关于中国产业和社会状况的相关数据，许多专家因此碰壁。

　　中国政府应该公开产业与社会相关的正确数据。笔者想对中国政府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增加中国各产业的业界团体，建立数据完善与公开的体制，提供高质量的产业数据。第二，将国家各研究机构各自积累的社会相关数据统合为国家数据基础，建立世界专家能够统一利用的系统。现在，在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中公开的数据里，国民消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企业经营及环境监测数据等对经济活动影响重大的数据方面，尚存在不足。

　　中国当局今后的经济运营关乎世界经济的命运。全世界经营经验丰富的专家希望利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完整数据，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化，准确地掌握中国的经济状况。如此，也才可能向中国政府提出有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