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骤然降温。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2.8个百分点。而早前公布的今年1—2月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零售总额、用电量、工业增加值、国企效益等经济指标全面趋冷,经济增长重新放缓。不久前发布的3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也验证了这样的转冷趋势。
不过,当前中国经济也并不都是坏消息。从“克强指数”来看,中国经济3月出现企稳迹象,有望进一步回升。一般认为,“克强指数”包括三个分项,分别是银行信贷、发电量及铁路货运量。信贷方面,进入3月后,四大行贷款投放的势头不错。3月前两周,四大行人民币贷款新增将近2000亿元,好于往常年份的平均水平。发电量及铁路货运量方面,在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3月以来,日均发电量、铁路日均装车都有所回升。3月1日—24日,全国日均发电量148.97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长8.48%。3月中旬全国铁路日均装车15.98万车,比3月上旬增长0.81%,较去年同比也有小幅增长。与此同时,秦皇岛存煤下降比较快,全国重点电厂存煤略有下降,原油加工量环比、同比都略有增长。从这些指标来看,反映了3月以来经济运行态势平稳中有所好转。这对处于下行周期的中国经济,以及偏悲观的市场预期而言,都是不错的消息。
不论怎样,2014年首季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应该是确定的。多家机构预期,一季度GDP增速下跌几成定局,很可能滑落到李克强总理刚公布的7.5%目标之下。市场的悲观预期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无疑造成了压力。3月19日,全国两会后的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的四个方面工作中,三个都折射出了稳增长的急切心情,如推进改革要求“尽早见效”,稳增长要求“加快重点投资项目进度”等。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再次释放扩内需、稳增长的明确信号。
按一般逻辑,稳经济不外乎货币和财政两大调控工具。在货币政策方面,此前有传闻称,若一季度数据逼近甚至滑出“下限”,央行将再度启用被封存了20个月的大型货币政策工具。不过,央行对使用这一工具也是心存疑虑,包括可能下调存准率在内的任何政策动作都将是温和的,以确保金融市场不会认为央行在改革日程上开倒车。去年“两会”换届后,中国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在货币政策上更多地在公开市场上创新,即使在去年6月的 “钱荒”,以及三季度的“稳增长”中,也不见动用大型货币政策工具,就是害怕大调整带来大波动,引发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连串反应。而若央行在4月真如预期一样动用了这样的工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而在财政政策方面,今年前两个月财政盈余同比增长24%,以及近三万亿元的财政存款都决定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稳增长空间仍然充裕。不过,加大运用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力度,不等于像过去那样,加大政府投资来“稳增长”,应该在支持环保产业、小微企业等方面发力,同时在扩大内需方面作出配合性安排,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同时,透过财政安排来帮助产业结构调整。
事实上,当前中国在各种宏观政策和改革政策上的纠结,主要是因为要在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回顾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国的宏观经济总是处于紧与松、控与放的艰难平衡之中,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如此。为什么在中国改革这么久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在围绕政策的平衡上纠结呢?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太大,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太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项改革大计,最核心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现在呈现出的与政府因素的高度关联性,正是市场化程度不够的表现。经济资源配置仍然不是由市场主导,企业的主导作用仍然不强。当经济环境变化与政府紧缩调控同时出现时,市场力量不足的弱点就暴露出来,经济也就必然很难找到新动力。因此,政府要持续地放权,持续地放开市场领域让企业发展,市场才能真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多元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