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成刚

　　作为股份制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既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合生产或经营的一种企业资本组织形式。

　　推动混合所有制，深化国企改革的新举措一出，舆论便热议不断。

　　乐观者表示，通过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很好地解决国有企业缺乏外部监督约束的问题，保证企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作为股份制的倡导者，有“厉股份”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就认为，混合制能够兼得国企规范、人才与民企创新灵活之长。

　　悲观者则认为，从当前去看，既然国企上市也并未能有效提升国企效率，改变国企激励机制，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未必会有良好成果。

　　从国资的角度出发，其担心在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使之成为向特殊群体或权贵资本进行利益输送的一次盛宴。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历经30多年的国企改革，几经反复中的确经历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症痛”。如今，推进混合所有制，按照比例安排，多达3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放向市场，如何操作、评估，并实现增值？正如全国两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所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从民间资本的角度出发，忧虑之言更是此起彼伏。譬如，在混合所有制里，是否真正能够让民营企业参与到国有企业的先进管理和技术优势之中，还是仅仅像以前的国企上市，成为新一轮的圈钱行动。譬如，进入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原有的家族凝聚力传统会丧失殆尽，民营企业难逃解体结果。再如，和国有企业合作，其结果是否会最终为其吞并。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现象。当一些垄断领域不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时候，民间资本高喊“待遇不公”而要求敞开大门；当打破垄断放开民间资本部分限制的时候，民间资本却又害怕“关门打狗”心里惴惴不安。如果这的确不是民间资本矫情，那么其真正害怕的又是什么？

　　或许有一个故事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熟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的人都不会忘记，发生在1995年的“国债期货327事件”。“327”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是当时国债期货中十分活跃的炒作题材。1995年2月23日，当时流传已久的关于327国债的保值贴现率被证实，定在12.98%，这个比率比3年期国债利率高出5个百分点，对空头造成致命打击。当日多空双方展开激烈绞杀，对峙双方，空头以有“中国第一证券公司”之称的万国证券为代表的中小散户，核心人物是号称“中国证券教父”的管沪生；多头以财政部旗下的中国经济开发公司为首，其董事长还有一个身份是财政部副部长。

　　在交易的最后8分钟里，空方主力上海万国证券狂砸1056万手卖单，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当日晚间，上交所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 （理由是1000万手合约，票面价值超过2000亿元，保证金需要30亿元，做空的万国证券拿不出保证金。事实上多头方面，中国经济开发公司的750万手多单，保证金需要25亿元，当时并无人追究其保证金是否充足），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 “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这一价格下，空头由盈利40亿元变为亏损56亿元，多头则由爆仓翻盘为盈利70亿元。

　　万国证券因此破产。《金融时报》将这一天称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最黑暗的一天，国内媒体将此事件和巴林银行倒闭相提并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键是公开透明。没有市场化的环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就难以显现，民间资本真正的担心就无法抚平。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其过程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目标实现，其意义将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因为那时，民间资本将迎来完美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