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大门，装上识别身份信息的装置，就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数据，这些数据帮助着之前看起来好像和“大数据”没多少关系的一些机构、部门做出了更低成本、更科学严谨的判断。
    十年之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很多国内的公立博物馆、美术馆一样，都是检票口那儿一边杵一个点数的工作人员，以最原始的数人头、画“正”字的方式以纸笔记录每天到馆参观的人数，以方便博物馆做资料收集。
    “国博新馆建成对公众开放后，我们开始启用新的预约门票系统，门票免费，但须通过网络、短信等方式提前预约，到了门口得用身份证取票。”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主任黄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我们一年有五六百万的观众流量，其中大部分是中外游客，他们基本上是看常设展厅，这个和世界上知名的美术馆的情况差不多。但有意思的是，看特展——也就是像2013年开幕的法国卢浮宫藏地中海文明展、‘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这些需要额外收费，展期在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的与国内外美术馆有合作、或者国博专门策划的展览——人数上和十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用人工点数的时候，每个特展的观展人数是30万左右，到了今天，我们有非常先进的数据系统来做统计，也还是这个数字。”
    黄琛将30万特展观众的数字，与首都博物馆等其他亦有预约门票系统的博物馆做过比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几乎打破了我们在采访之前的假想。在艺术市场突飞猛进的十年里，我们预想国博新馆建成后频繁地举办高水平的展览，每每看到社交媒体上对这些展览的回顾和现场直播，都给人一种观众人数也应该突飞猛进的推测，但事实证明，正如黄琛所说，30万，也许是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常住人口中对高雅艺术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数。
    “国博的预约系统和别的博物馆不一样在于，有许多馆也实行网上预约，但他们比较宽松，不一定要刷身份证，也接受提供预约号就进入的，和我们这个信息量还是不一样。”身份证刷出来的信息与预约时提供的手机号相关联，从后台数据里黄琛与国博的工作人员们就可以看到观众来观展的时间段、频率、选择展览的内容偏好等等，这些讯息使得国博不需要投放任何商业广告，而是将自己的文化艺术增殖服务直接由手机输送这30万常来看展的人中更加集中的“目标群体”——黄琛解释道“因为30万里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口会流动，而我们选择其中更加重叠的人员，输送一些讲座、沙龙、工作坊等等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需要收费的，那一定得是自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有这个需求的人他们才愿意去花时间参加并支付费用。”从用户分析的角度来看，国博目前并没有进一步地细化分析观众的职业、收入水平等维度的数据，这个可能牵涉到更大的工作量，也许在短期的工作中尚没有这个需求。
    有些政府部门就进一步细化了这些分析。在杭州，市政府与体育局一直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但城市中的体育场馆太有限，大规模的广场舞也有一些问题，领导层做出了在闲时开放中小学操场给附近居民免费使用的决策，而这一切能够成行，不单是因为开明，还因为开明到接受了一项新技术。
    “是从学校的门禁系统上得到启发，学生是凭卡进入的，如果可以给附近小区的居民们也做一张健身门禁卡，在放学后刷卡入内，是不是能解决之前不太敢开放中小学操场的一些治安啊之类的问题？”西湖区体育局副局长张杰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于是，西湖区体育局找到一家做门禁系统的公司开始尝试，2013年6月开始在古荡一小试点，办了智能健身卡的市民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去古荡一小免费健身，结果刚开始推广，没多长时间，这个试点小学就办出去3000多张健身卡，居民的接受速度超出了预期。西湖区很快就跟进了这件事，到今年全区的49所公办中小学都将可以让居民们刷卡进入。
    不止便民这么简单。这张卡不是门禁卡那么简单，也是一张信息卡，它含有健身者的家庭住址、年龄、性别、联系方式和进出校园时间等信息，短期的会帮助学校的保安确认关校门时操场上还有没有人停留，以便管理，长期的，张杰补充道，“这份数据将于杭州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所患疾病的分布等一系列身体信息结合起来，形成一份多元的杭州市民健康档案，这些数字会帮助更好的了解杭州市民的健康管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