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底市同星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仲望近日以跳楼自杀的方式了结了他所欠下的高额民间贷款。这是继11月中旬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检忠跳楼身亡后,湖南连续发生的第二起企业家非正常死亡事件。

　　从跑路到跳楼,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危机正在企业家群体内不断升级。当指责的声音对准民间借贷和银行系统时,更应当反思的是中国整个经济生态。

　　从民企老板的自身问题来看,是其过度的、超能力的扩张导致了资金吃紧,在银行借贷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了民间的高利贷,而其赚钱的速度赶不上高利贷逼债的速度,导致了资金链的崩溃。这样看来,如果没有民企老板盲目的、超能力的扩张,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任何国度、任何时间,都会有企业破产,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不止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在错误的超能力扩张。或者说不是极少数民企老板错误的超能力扩张,而是很多民企老板一同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银行没有把钱借给他们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尽管银行的惜贷加大了民企的资金成本,并导致其风险扩大,但银行如果把钱借给他们,盲目扩张的风险只是从民企身上转嫁到了银行系统,而并不会消失。事实上,已经有多家银行因为坏账而承受损失,那些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被迫为跑路企业再次输血的银行,也只能是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更多的损失。相反,恰恰是银行的惜贷行为,客观阻止了一些企业的盲目扩张行为。

　　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市场信号扭曲,让民企老板错误地在应当刹车的时候踩了油门。其结果是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都存在过剩产能。尤其是对于钢铁等投资额度大、固定资产比重大的行业来说,上马容易下马难——坚持生产还只是亏损,如果停产就等于破产。

　　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手段干预经济,导致产能调控越控越过剩。现在的行政调控,多数是以产能为门槛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企业为了不被调控,就只能是把规模做大。

　　片面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使民营老板患上了规模崇拜病。目前的现实是,越大的企业在政府体系中越有话语权,越能够获得政策性的支持,越能够更多地获得政府所控制的资源。与此对应的小企业则步步艰难。这样就导致大量企业产生了500强情结:大一点的企业把目标设定为进世界500强,小一点的想进中国500强。

　　产业指导性政策捆绑太多利益,把企业引向了多元化的歧途。过度多元化是导致许多企业资金链条断掉的共同原因。比如,早期跑路的“眼镜大王”陷入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进入了毫无竞争优势的光伏行业;最近湖南两个跳楼的民企老板也都涉足了多元化。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中国老板的一个普遍弱点是:总是看着别人的钱赚得容易,自己行业的钱赚得艰难。这种“看花效应”导致许多企业家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领域,进入了有“赚钱效应”的行业,最后多数是头破血流。

　　去产能化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既会损失GDP的增长速度,也会导致就业压力和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困难。但是要想让中国经济素质提高,就必须使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产能退出。市场是无情的,如果我们想救所有的企业,那么结局是每一个企业都活不好。一些企业的破产或退出,是其所有者在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和错误行为买单,是为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在交学费。政府和社会所能做的,不是要去救哪家企业或哪个行业,而是要考虑设计过剩产能的平稳退出机制,考虑让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学费不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