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重点锁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严重产能过剩行业，提出了用五年时间力争实现“三大目标”和完成“八项任务”。化解过剩产能再次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表明产能过剩已到了相当严重程度，若不及时加以化解，将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其实，早在2005年，我国钢铁产能过剩已露端倪，中央政府曾多次下发政令，但却“越控越过剩”:钢铁产能从2005年的4.7亿吨攀升至目前的10亿吨，今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尽管如此，有不少地方仍难降温，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仍继续待批和上马，产能过剩呈加速之势。

　　很明显，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局面，与各级地方政府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积极性不高有关。仔细分析，有两大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GDP增长要靠这些大型产能项目支撑；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增加卖地收入、扩大税收、增长就业等方面，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和盲目规模扩张，在四万亿投资刺激之下，没有适时调整生产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加速了产能过剩。此外，银行出于信贷规模扩张和追求高利率回报，没有严格执行国家宏观产业信贷政策，反而支持并催化产能过剩项目。

　　从上述原因来看，中央要求高质量经济发展方式与地方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之间、中央要求产业结构优化与地方政府保护局部利益之间、中央强调生态环境与地方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博弈是实质主因。因此，化解产能过剩，需要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有效措施就是构建完善的政策配套体系:一是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机制，发挥“财力作用”。在推行“营改增”的基础上，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确定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由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在化解产能过剩中减少的财政收入予以弥补；设立财政奖励资金，对化解产能过剩效果较好的地区和企业进行奖励，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二是严格执行行业准入标准，发挥“筛选作用”。修订完善行业准入条件，强化能消、环保等硬约束监管指标，对达不到行业规范标准的企业，限时达标或实行关停并转，倒逼企业增强技改动力，推动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鼓励和促进企业跨地区整合过剩产能，兼并重组。三是强推社会资源要素价格差异化定价机制，发挥“倒逼作用”。国土、供水、电力、物价等部门形成监管合力，理顺资源价格，对属于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的企业在用电、用水、用地等方面实行价格上浮或惩罚性价格，提高生产成本，倒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四是建立适应产业调控的财税金融政策，发挥“杠杆作用”。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行业压缩过剩产能；对企业兼并重组实行减免优惠税收政策；对向境外转移过剩产能的企业实行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严格信贷金融政策，停止放贷、发债和上市融资，对产能过剩行业转型转产、产品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等进行信贷支持。五是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或社会救助机制，发挥“保障作用”。对企业因关停并转形成的下岗职工，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失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创立再就业奖励基金，鼓励再就业和自我创业，对自主创业提供免费服务指导、实施减免税和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扶持。六是建立科学的、激励有效的考核体系，发挥“行政作用”。将化解产能过剩成效与地方政府业绩挂钩，设立产能利用率、过剩产能下降率、空气质量指数、“三废排放”达标率等综合考核指标，由权威部门严格考核。对认真执行政策、各项指标达标的地方政府领导在职务升迁上优先考虑；对执行政策不力、考核不达标的给予相应宽限时间，在宽限时间内仍无法达标的，应予降级或摘帽。

　　唯有通过完善上述综合配套政策措施，才能构筑化解产能过剩的社会长效机制，实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