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公布。对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形成原因，国家发改委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称，地方违规上马被认为是主因之一。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最大问题。以钢铁行业为例，数据显示，产能过剩将行业从5、6年前的暴利时代拖入持续亏损的泥潭，2007年，我国重点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7.73％，而到了2012年，销售利润率已经跌至－0.02％。近年来，由产能过剩所引发的“并发症”也不断出现。在国际贸易中，钢铁企业的超低盈利水平成为许多国家提起双反调查的最佳借口。巴西就决定自2013年10月4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不锈钢冷轧板征收235.59－853.46美元/吨的反倾销税，征税期限5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我国已经遭遇了6起涉及钢铁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决策层已经出台了诸多严禁信贷资金投向“两高一资”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到目前为止，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仍以钢铁业为例，经过多年的淘汰落后产能，我国钢铁行业不仅未能有效减产增效，反而连高端产品也出现产能过剩。在近日召开的“2013年国产铁矿石产业链高峰论坛”上，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秘书长刘效良指出，按照合理产能利用率80％计算，十大类钢材品种中，只有镀锌板、棒材和钢筋达到合理产能利用率，其他钢材产品产能均处于过剩状态，尤其是型材、中厚板、热轧宽带钢等所谓高端产品产能利用率不足70％。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为何政策调控的“有形之手”对产能过剩无能为力。

　　不可否认，对于已经拥有约10万亿数量级产能的钢铁行业而言，市场的惯性力量是巨大的。然而，相比“无形之手”的制约，“有形之手”的内耗甚至自相矛盾才是更关键的因素。

　　一方面，中央在三令五申要求淘汰过剩产能，部分地方政府却依旧热衷于上马大规模的钢铁项目。究其原因，钢铁行业体量巨大，是地方的纳税和就业大户，地方政府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这一重要的“支柱产业”。即便进行并购重组，地方政府也常常主导重组进程，使用“拆小上大”等曲线救国的方式“明减实增”，这种并购重组的结果只能是产能“越减越多”，以“总量控制”为主线的产能淘汰政策几乎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在“产业升级”的旗号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口将目光瞄准了所谓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台各类政策措施鼓励或要求企业发展此类产品。然而，与中低端产品相比，高端产品的市场本身就相对较小，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市场需求的增长显然跟不上产能扩张的步伐，最终导致高端产品重蹈落后产能过剩的覆辙。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之所以面临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所导致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未来有关部门一方面应该尽量减少对行业并购重组等市场化行为的行政干预，更好地发挥“无形之手”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产业升级并非多上几条所谓的“先进生产线”就能够实现，若没有相应的管理和规划能力，再先进的产能也难逃同质化竞争的命运。有关部门应避免直接出台政策措施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以便让企业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适合自己的产能升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