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南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之后,人口红利已近尾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2年劳动力人口首次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比原先预计的2015年来得要早。如果不通过政策、制度等内生因素,来改善增长函数中的技术变量,中国经济很可能迎来质变的转折点,不仅高速增长的奇迹就此终结,能否避免像拉美一些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未定之数。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初就提出 “释放制度红利”,包含着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怎样通过推进制度建设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怎样才能够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各个地方、行业、企业,都在进行积极探索。

　　开滦在上个世纪后十年推进的改革,应该说为本世纪初十年的发展,为取得今天的效益和业界的地位打下了基础。煤炭行业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支柱之一,人财物大一统的模式,创造过一些辉煌,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已经过时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使企业承受了很多艰难、委屈和迷茫。从上个世纪后十年开滦推进改革开放,不但克服了、摆脱了那十年的困难,也为后十年过好日子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开滦集团大跨步发展后,于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并且在2013年位次前移75位,就是改革的结果,就是制度红利释放的结果。

　　但是改革没有终曲,也不会一直是温馨的浪漫曲。开滦集团董事长张文学认为,作为百年老企业,开滦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落后时代的计划经济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一些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体制、组织架构、制度设置,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普遍得益、都有红利可吃的阶段过去了,有些单位、有些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再改革就要改到自身的头上了。

　　改革没有回头路,只能继续深化。以开滦集团的采购销售为例,在过去困难的时候是分兵突围;现阶段,则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物资供应实行“四集中”,煤炭销售实行“五统一”,通过集中采购、统一销售,维护了集团的利益,可以产生更大的规模效益。这就是制度红利。正在实施的包括资产重组、后勤系统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专项改革,都必将对企业发展产生更大的效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突破现在的制度瓶颈,是为了未来获得制度红利;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是为了未来更广阔的整体利益。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低碳、环保、社会责任等考量,也使能源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企业的协作和竞争有了新的业态。对企业家来说,既要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效益问题,又要照顾到员工、社会和环境问题,这就对改革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可以预见的是,越往深处走,改革难度会越大;但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改革步子越大,释放的制度红利也越多。而不突破不解决,企业在竞争的潮流中不进则退,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会失去生存的资格。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有一句话:“每种技艺都有一部生活史:那就是产生,承认自己,成为许许多多规定的课题,引起敌视和回避,对入侵其领域的新技术打一场后卫战,取得妥协要不就消亡;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说不尽的自豪、愤怒、汗水和眼泪。”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技艺,也适用于企业、国家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