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富星

　　2012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0%，1-8月比去年同期上涨2.9%。但与此同时，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却同比下降3.5%，创下2年多以来的新低，1-8月同比下降1.3%。从PPI走势来看，实体经济运行依然较为疲弱，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处于去库存时期或收缩期。从以上数据初步看，CPI近期小幅反弹回升、较长时期内处于低位徘徊，同时，PPI一直偏低，预计今年4%的CPI目标可实现。在当前通胀可控、实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许多人认为货币政策松动有较大空间，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又起。笔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应着眼于中长期，不应简单地演变成当前“稳增长”、乃至“保增长”的工具。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数年里，许多国家的决策者为避免经济衰退和高企的失业率，不得不屡次动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危机时期已无法兼顾未来的通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尽管也面临经济下行风险，但基本面依然很好、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故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立足于长远，更应在“危机”中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我们已经习惯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面对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多年来都望尘莫及的7%的增长目标时，我们反而“坐不住”了，一旦CPI降下来，很多人便期望推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增长”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导致有些政策出现“摇摆”或短期化。过于宽松货币政策虽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负作用、后遗症非常严重，2011年“稳定物价”仍记忆犹新。当前应充分权衡未来的通货膨胀与目前经济增长，审慎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通货膨胀是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CPI是观察通货膨胀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不能完全说明通胀水平。由于政策的时滞性、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仅从当前的CPI数据研判未来数年通胀依然保持较低水平，显然是缺乏依据的。通货膨胀与货币、需求和成本或供给等因素都有关，这些因素在各个时期、各个市场对通胀影响各有不同。改革开放30年发生多次高通胀原因各有不同，但大都离不开货币这个因素。随着经济开放性和市场化程度加强，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则更为复杂，不仅有国内货币超发因素，还有国际上输入型、需求拉动、成本推进、自然灾害等多个因素。

　　多个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我国的货币供给M2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显著性很强。从长期来看，食品价格上涨只是表象而已，货币超发是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我国货币供给M2增速超出GDP增速长期存在。最近10年（2002-2011年），我国GDP增速平均为10.8%，但M2增速平均达到18.1%，M2增速与GDP增长率之间相差约7%。货币超发带来了明显的通胀效应，但同期10年的CPI平均约为2.6%，远低于7%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通胀也受到货币流通速度、投资或消费行为变化及其他结构性等因素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货币扩张是通货膨胀的主因，正如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从基本面看，支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较强，但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也较多、各种通胀预期也上升较快，潜在的通胀风险不容忽视。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措施包括增加有效供给，并控制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多年的货币流动性充裕，如M2在2009年、2010年分别达到27.7%、19.7%，目前依然不断采用“松货币”并不理性，应严防未来“滞胀”的出现。

　　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前应适当放低经济增长预期（如7%或6%），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考虑“近忧”又关注“远虑”。货币政策须立足长远，目前应稳中趋紧、优化结构，更多依靠财政政策、经济体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实现较高质量的适度的可持续性增长。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