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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君山:“价高者得”的游戏该怎么玩
来源 中华工商时报 发布时间 2012年08月13日 08:20 作者 欧阳君山
 
  表面上是价高者得导致价格畸高,实质原因在于投机者进场,被投机者利用。正是投机者进场让价高者得的游戏导致价格非理性上涨。
  只要约束甚至排除投机者进场,竞买者的需求的确是真实的,价值者得的游戏是完全可以玩的,不仅玩得公平,而且也必定玩出均衡。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房地产问题可能最受争议。在房地产问题上,限购限贷或许最受非议。声言者不仅有任志强,吴敬琏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限购令突显政策不协调,货币原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意味着对国民的承诺,限购实是限制货币权利!
  无可否认,限购限贷的确是对货币权利的限制。从经济学的原始意义上讲,货币作为度量价值的基本方法、流通商品的重要工具和储存剩余的根本手段,限制货币的使用有可能扭曲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信号紊乱。近些年来,中国相继出现特定商品的泡沫,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明显都是大量货币集中而对特定商品发动的“攻击”。
  众所周知,“价高者得”是拍卖的基本规则,如果不是价高者得,谁得?凭什么?为什么?拍卖堪称最简单的市场模型,实际上,价高者得是整个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通俗地讲,有钱就是大爷,钱多就是爷大。这可能不只是对货币权利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手段和价格信号来实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没有价高者得,所谓资源优化配置恐怕就是一句空话。
  但并非一片喝彩,对价高者得并非没有质疑,恰恰相反,就在房地产领域,价高者得曾引起极大的非议,最明显的就是“地王现象”。自从2004年8月31日全国一律实行房地产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出让后,地王便在各地接二连三涌现,地价不断创造纪录,然后超越纪录,一地更比一地高,一王更比一王强,尤其在一些中心城市。
  地王不仅是价高者得的表现,相当程度上和多数情况下,地王就是“招拍挂”中价高者得的结果,尽管“招拍挂”具有减少黑箱操作的优点,但价高者得的确导致地价非理性上涨,进而导致房价非理性上攻,在土地由政府垄断供应的情况下会变本加厉。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正是在地王的支持下,各地土地财政近些年来一路膨胀,一些地方甚至占到全部地方财政的40%-50%。
  正因为价高者得引发非理性膨胀,国土资源部从原来的“各地要大力推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转而要求对土地出让方式进行调整和完善,不再搞单纯的价高者得,而是统筹考虑,提出向惠民生、稳预期、注重社会效应最大化转变,并明确要求严防出让价格异常,尤其是异常高价地。北京市国土局进行了积极的操作性探索,2009年试点“限房价、竞地价”的出让方式,2010年试点“限地价、竞配建政策性住房”的出让方式,2011年试点“限地价、竞房价”的出让方式,据称都取得成功,地王现象似乎也得到抑制。
  价高者得不是极其符合市场交易所要求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吗?不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重要前提和根本手段吗?为什么导致地价和房价非理性膨胀呢?一般的理论解释是,价高者得虽然公平,但容易导致价格对价值的非理性膨胀。进一步说,在市场交易中,公平原则虽然重要,但价值规律更加基本,公平原则不应也不能违背价值规律。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带来了更大也更要难解的问题:什么是价值规律甚至价值?如何判断价格对价值发生了非理性膨胀?价值难道不是由市场说了算而由某个权威说了算?
  广州市土地拍卖曾发生戏剧性的一幕。PZB1301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会展中心南侧,是一块集办公、商场和餐饮一体的用地。2005年11月,PZB1301第一次出让,底价1.7225亿元,最终拍出4.6亿元,高出底价近3亿元,楼面地价折合6223元/平方米,创下广州地块拍卖楼面单价最高纪录。但最终买主无力缴纳地价,地块不久被收回。2006年2月,PZB1301第二次出让,为避免再次出现“闹剧”,底价从1.7225亿元提到2.2177亿元,履约保证金从1000万元升至1500万元,最后拍出4亿元高价,依然是广州楼面地价的“地王”。但不久再次被弃,2006年10月,PZB1301第三次出让,不但底价调回1.7225亿元,而且政府有意削价处理,目的是尽早开发,以免影响城市规划。事实上,作为全球第三大会展中心的琶洲会展中心的配套开发土地,PZB1301三年的荒芜已影响到城市形象。
  为什么重点开发的土地反而被闲置乃至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呢?表面上是价高者得导致价格畸高,实质原因在于投机者进场,被投机者利用。新闻报道显示,在第一次出让中,自称来自北京的买家在竞价报名截止前半小时才突然出现,竞价数轮后突然大幅加价,当时即被质疑为投机者。第二次出让中,买家白白砸下15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应该也有投机之嫌。正是因为投机,买家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难以脚踏实地,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一分钱一分货的算计。
  正是投机者进场让价高者得的游戏导致价格非理性上涨。投机者原本不是真正的购买者,他没有真实的需求,购买标的不是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给下家,满足某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下家的需求。投机者进场和倒卖不仅直接虚夸了需求量,进而导致价格非理性上涨;而且刺激卖家非理性提升预期,进而也导致价格非理性上涨。PZB1301第二次出让时,底价被提升将近半个亿,应该与第一次出让中投机者的刺激紧密相关;第三次出让时,底价又不得不老实调回,应该与第二次出让中投机者的流产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由于供给和需求力量的相互博弈,市场价格趋向于一个均衡价格,市场是通过博弈和均衡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显而易见,这是针对真实的需求而言的,如果需求不真实甚至虚夸严重,哪里会有真正的均衡价格?又怎么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一个特定的系统要求得均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把投机者排除在外。一定意义上讲,PZB1301三次出让就是个投机者先登场而后排除投机者的过程。如能够在拍卖前先对竞买者进行资质审定,尤其是审定实力与诚意,或许能让投机者望而却步。
  只要约束甚至排除投机者进场,竞买者的需求的确是真实的,价值者得的游戏是完全可以玩的,不仅玩得公平,而且也必定玩出均衡。国土资源部对土地出让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并没有全盘否定“招拍挂”,甚至也没有否定价高者得。如2010年11月,建筑规模达117979平方米的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居住项目用地,在国土部门的组织下,经3家企业多轮竞价,达到价格上限后,改为竞政策性租赁房面积,北京天正华特房地产公司最后以1.6亿元及配建1.56万/平方米租赁房的条件竞得该地块。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否定价高者得,不过是把纯粹的价高者得调整为附加条件下的价高者得,附加条件可保证寻找到真实的需求者,极大地约束投机者。
  价高者得是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但有一个前提,是真实需求者的价高者得,而不是与投机者搅合一起的价高者得。炒房和投机性购房明显不属于真实的需求,明显属于地道的浪费,明显偏离资源的优化配置,视可忍,孰不可忍!限购限贷不是限制货币权利,而是限制货币投机权利,目的在于实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何错之有?
  走笔至此,不得不顺便提一下,很早的时候,任志强就公开批评过土地出让中的价高者得,甚至一度斥之为“强盗逻辑”。实在讲,这并不过分,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的确让土地部门抢了暴利。但令人不解的是,在限购限贷的房地产调控出台以后,任志强一直保持高调的攻击,限购限贷不就是在房屋交易上约束价高者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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