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10月21日 08:24 |
作者： |
王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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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刘继生透露，广州将对见义勇为人员加强奖励和保护，大幅提高奖金并帮助解决就医、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据悉，《关于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措施》（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中，拟将见义勇为牺牲人员遗属抚恤金提高到50万元。
奖励见义勇为是一种普遍性的管理思路，但如广州这般不仅将大幅提高奖金数额，还在就医、就业、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上给予关照的，却不多见。在“小悦悦事件”爆发后的今天，重拾“见义勇为激励法”的命题，无疑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从现实来看，因为见义勇为而死或者伤残，给英雄的家庭必然带来重大的影响，有些甚至会因此陷入生存困境。那么，给予见义勇为者一笔慰问金，帮其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不仅是对故去或者伤残见义勇为者的一种安慰，也体现了制度的社会责任跟进。包括重奖在内的一系列保障，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效应：政府和社会不会忘记那些为公共利益献身的勇士，由此，则会对社会道德产生一种导向作用。
对于见义勇为者，人们往往习惯于给予道德褒奖；对于冷漠看客，社会往往会展开批评。然而，却很容易忽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维护公共安全是公共管理部门的责任，公共管理者有责任和义务为大众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社会空间，而公民见义勇为行为不过是对公共安全管理的一种补充。换言之，公共管理部门才是公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保障，可以视为公共管理者对于自身责任的更富有人性化的延伸性担当，在为见义勇为者付出保障的同时，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尊重。
因此，笔者认为，“道德呼唤”固然非常重要，而“道德激励”同样不可或缺――保障见义勇为者就是一种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激励方式。（王艳，山东省淄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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