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风险的多类别、更大更复杂及可控性差，决定了有效防控投资风险不能由单个企业或单个行政部门来完成。建立国内国外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在投资前进行风险评价，在投资过程中进行风险全程监控，并在风险发生时及时应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及控制境外投资风险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驱动，而国有企业的巨大投资规模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国企尤其央企在保持国内投资高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及规模。部分国企尤其央企成为跨国公司，中国境外投资规模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已经成为趋势。与国内投资依赖政府支持及自身垄断支撑相比，国企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虽然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正在爆发，有的仍在继续积聚。如何防范及控制风险，已成为国企境外投资及境外国资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境外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还是作为境外投资行政管理的各政府职能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并强化境外投资与境外国资管理的风险评价，建立国内国外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防控机制。

　　货币汹涌：境外投资冲动难遏

　　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尤其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过大形成的对内贬值幅度大于对外升值，不仅刺激了中国人境外购物的欲望，也刺激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中国已成全球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增长最快且目前最大的国家。到2010年底，中国5.88万亿美元GDP对应了72.58万亿人民币M2，而美国14.51万亿美元GDP对应的M2相当于55.46万亿人民币。如此汹涌的货币供应量降低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和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境内资本已然过剩。例如农业方面，天然过低的投资回报率使得资本不愿意涉足其中；工业方面，产能过剩的现实使得资本不能继续进行超负荷的投入；服务业方面，过低的财务水平及质量使得投资回报无法得到有力保障。这迫使资本不得不向境外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与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追求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相比，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更看重规模扩张。过去的5－10年，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逐年增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国资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考核名义上强调“大而强”，实际上更注重“高增长”，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助推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正在全力并全面推进境外投资。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0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投资项目主要涉及能源资源、工程建设，分布地区也从最初少数国家扩大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随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数量的增多及投资规模的增大，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也在不断放大并时常爆发，这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重重危机步步紧逼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使各种投资一开始就种下了风险的基因。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及境外投资前的风险评价程序，使国企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面临着多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投资东道国的政局动荡与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国有企业市场化竞争能力不强而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运营风险及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打压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等。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亚非等某些国家或地区所承受的政治社会动荡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不断增长的境外投资正使其扮演着跨国公司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尤其央企，跨国投资起步晚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弱，从而决定了其进入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难度很大。因此，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常选择与中国地缘较近且外交关系较好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等地区尤其是中东、西亚、非洲等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相比于北美、欧洲等地区，大多国家存在国内经济发展落后、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国内居民收入悬殊、难民数量较大等问题，从而使其潜伏着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集中在这些国家，一旦投资所在国家发生政治社会动荡，往往会导致国企境外投资损失巨大。2011年上半年利比亚的国内动荡，不仅导致中国政府要动用巨大财力物力并支付巨额成本进行撤侨，而且导致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损失惨重。

　　国企境外投资的境外企业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长期依赖行政力量及适应国内环境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既定的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在国企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往往面临一个“不适应”与一个“跟不上”。一个“不适应”是指不适应东道国雇员不断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的要求，从而导致与工会的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不断遭受雇员罢工而带来的损失；一个“跟不上”是指对东道国宗教习俗了解及尊重的跟不上，从而导致与境外投资所在地的居民形成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要额外支付巨大成本。在国企境外投资没有学会“管理国际化”及因地而异的“管理本土化”之前，因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就不会化解。

　　国企境外投资过度依赖行政力量而面临的市场风险。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属于跨国竞争，更强调企业自主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在国内习惯了政府支持的国企，在境外投资上往往也搭政府“便车”。从国家商务部统计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项目除政府牵线搭桥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在非洲等地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进行的经济援助，完全由国有企业自主寻找及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少。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依赖行政力量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容易通过审批且前期投入较少，但加大了投资风险。这种国企境外投资的模式，反映的是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意识弱的现状。当然，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上搭政府“便车”，往往是为了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或让政府承担风险。

　　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某些领域及种类单一所潜伏的运营风险。相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供国有企业选择的境外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投资领域或项目的单一往往会导致投资风险级次的递增。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风险。一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往往将巨额资金投入单个项目中如资源类项目、工程类项目和劳务输出类项目，从而使运营风险更加集中。此外，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前期调研过少，许多企业过度依赖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和以往国内投资经验进行境外投资，从而无法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国有企业这种孤注一掷的境外投资行为，加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投资决策，决定了其境外投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往往损失严重。

　　国企境外投资相互压价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国企境外投资往往还不习惯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仍沿袭国内国企之间恶性竞争的做法。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相互压价，不但会影响交易标的的价格，加大投资成本，还会增加国企境外兼并收购的难度，从而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此外，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与政府密不可分，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是境外投资最常见也是最便利的融资方式。但是，单一的融资渠道加剧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拓宽融资渠道的动力，在国家政策进行调整或是国有银行本身出现问题而无法进一步贷款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就可能面临资金匮乏而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风险评价：急需补上的一课

　　境外投资与境内投资的最大区别，就是风险更大，一旦发生风险往往损失惨重。因此，应强化境外投资的风险意识，完善风险评价的程序及机制。就风险评价而言，应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同步推进。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除了督促国企完善风险评价程序及机制外，还应尽快建立宏观层面的风险评价制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资管理部门应考虑如何实现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与绩效评价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