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
　　管理层的信号可以解读为：二、三线城市限购令8月底出台，应对“金九银十”可能出现的楼市反弹。限购令的范围和效果还有待观察，但我们认为，这轮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可能达不到决策者和民众的预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房产税试点，明确征收房产税的时间表，应尽快纳入政策选项。
　　到目前为止的这轮房地产调控，有“史上最严厉”之说，收到一些成果的同时，也充分表明限购政策的局限。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显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屋成交量萎缩，但成交价格仍在高位徘徊，部分城市房价甚至出现反弹；二、三线城市领涨全国，成为逐利资本狂欢的盛宴，连续三个月同比涨幅5％以上城市达26个；7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超过0．4％的“上涨过快”城市，全部为非限购城市。部分投机资本被挤出一线城市，又在二、三线城市鼓起了包。
　　限购令本身饱受争议，执行过程也频遭通融、对冲。海口等城市放出取消“限购令”的风声，如果只是试探，住建部官员关于“年底前不会取消限购令”的表态，则似乎是明示限购措施的临时性质。政策随时放松，反弹一触即发，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中央银行的紧缩政策已近尾声，对房地产信贷的控制也基本到位，单纯依赖行政手段的调控，到底还能走多远？二、三线城市限购若执行严格，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即便得到遏制，但三、四线城市会不会被挤出的资金推涨？这些疑问未得冰释，对付限购令的 “拆招”已浮出水面：不少地方政府以限价规避限购，而购房者因为担心限购政策出台，能预先交款的都交了，房市又见小阳春！
　　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政策太逡巡，认识不到位；一方面是利益太纠结，博弈太激烈。房地产调控，不仅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甚至不是价格高低问题。它是一个肿瘤，危及经济、社会、民生、政治各个层面：房地产畸形膨胀，导致资本、资源从实业游离；炒房如火如荼，裹挟了公众的居住需求；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加剧了社会心理失衡。而一些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热衷于“土地银行”饮鸩止渴的游戏；与开发商的联系千丝万缕，处处可见利益输送通道，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设租寻租。温州老板实业不做了，从海南岛一路买房到哈尔滨；山西“煤官”36套房屋，连位置都说不清楚；杭州原副市长“许三多”……房地产远远偏离基本功能，成为“血色罗裙翻酒污”的欢场了。
　　房产税是治本之策，立竿见影。在交易环节，像台湾对短期持有的房屋，卖出时课征奢侈税或暴利税，投机炒房无处遁身；在持有环节，像德国一样，用严厉的税收政策抑制投资，对于土地和房产征收浮动税率，则房价长期稳定可期。过去10年间，德国名义房价每年上涨1％，物价水平平均每年涨幅达2％，也即扣除物价因素，德国房价实际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缩水，房价不升反降。目前在上海、重庆试点的房产税，完善以后尽快提出大范围铺开的时间表，应为明智之举。
　　泡沫兴风作浪的时候，老百姓忍着像傻子，不忍又像疯子。政府的责任，不仅在于揭穿这种幻觉和自我欺骗，而且在于谨慎行事，让泡沫破灭于初起。经济历史的铁律是，泡沫注定破灭；教训是越早越好：不是主动地刺破，就会被泡沫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