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
　　2011年7月26日《法制日报》刊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的言论 《政治体制改革 法治先行民主渐进》。他提出：“法治先行,打造一个注重程序、尊崇法制的社会环境，就能为渐进有序地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创造必要的前提和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转型期选择法治先行民主渐进的路径,符合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付出的社会变革成本和代价相对较小,获得的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利益很大。”
　　但笔者认为，“法治先行”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当优于人之治”。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即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政治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8页，199页）由此可见，法治既是对人治的超越，又是对立法和守法的认真对待。法治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洛克说，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法制完备并认真执行法律的国家，否则是不可思议的。杰斐逊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实行法治。法治是人类目前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最佳选择，法治应当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同行，而非先行。法律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一定的滞后性，强调法治先行会造成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也会造成法治的“大跃进”，不合乎法治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法治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更是法律价值的强化、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法治氛围的形成。笔者反对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形式主义的机巧对待法治，没有必要人为地给法治设定一个时间表。法治的实质是限制权力滥用，目标是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法治既是民主的保证，又是民主的体现形式。公民的各种权利都是在法治状态下实现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权利可言，而民主也就无从谈起。民主是法律设定的权利，也必然以法治的方式运行，民主问题既属于政治范畴，又属于法律范畴。国家生活得到合宪性保障、公民权利得到法律维护、全民法治观念和素质不断提升，就必然会推动民主的步伐。因此，并不存在法治快一些、民主慢一些的问题。法治国家的行为准则是依法办事，价值指向是民主自由。只有依法办事，没有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不可想象的，是没有灵魂的法治。法治的标志是宪法和法律主导社会生活，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由法律来调整，法律对任何人都有不可抗拒的约束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必须要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国家通过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公民和社会组织负责。而一切公民和社会组织也要通过宪法和法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监督公权力的运行。
　　法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的。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将行政权力通过信息公开、听证、协商、合作等民主方式，将法律的强制力量转化成为民意导向的公共服务。政府不再全能、不再威权，却更加亲和，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正如德国法学家福斯多夫所说：“公权力仍然是公权力，而逐渐摆脱与特殊利益站在敌对立场的角色。”现代社会的民主更多的是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一种承诺。民主与投票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又是社会管理方式，包括政治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管理民主、司法民主等等。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运用民主方式管理国家和社会是不能有丝毫迟缓或等待观望的。因此，笼统地提“民主渐进”既不准确，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使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有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已经形成了民主倒逼科学决策、公平公正的态势。
　　法的基础是社会关系。民主就是一种现代社会关系。因此，推进民主与树立法律权威并不矛盾。笔者注意到，齐奇多次提及当前司法权威的弱化问题。笔者认为，通过法院院长的呼吁来树立司法权威恰恰不是一种上策。司法权威是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果实。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越透明、越民主、越宽容，权威就越深入，越经得起风吹雨打。同样，只有法院富有司法权威，法治和民主的价值才能得以彰显。前苏联法学家B·M·萨维茨基说：“司法是社会成熟程度敏感的和十分准确的指示器。法院以及整个司法的作用和威望越高，法院对于权力机关享有越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的法制和民主程度就越高，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不受可能的侵犯就越有保障。”（《司法与改革》，载《法学译丛》1989年第2期）
　　总之，“法治先行”是一个伪命题。民主与法治无法分割，我们不能在两者中仅取其一。
（作者单位：公安部十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