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更夫

　　笔者到过不少村庄，看到的景象大多都可以用“脏”和“乱”来形容。国家环境部的一项统计数据也支持笔者的个人感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９０多亿吨、生活垃圾２．８亿吨，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全国约６０万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离开大城市随便进入一个村庄，你对农村田园诗般的想像有可能立即就被打消，用大城市人的标准来看，相当多的农村很难称得上是宜居的。就拿我曾经居住过的一个村庄为例。上世纪７０年代曾经修建了一条环村水渠，当年是芦苇满沟，鱼翔浅底，而现在，却成了垃圾沟，这个村庄像是被一条垃圾锁链锁住了一样。虽然总体上村民的收入提高了很多，大多数都住上了楼房，但垃圾锁村的现实，仍然使这里看起来破败凋敝，不适合居住。

　　江西省鹰潭市探索出的农村垃圾处理做法（报道见中国经济时报６月２４日）使我们看到了解决垃圾锁村这一难题的可能性。鹰潭创造的低成本、可复制、综合效益显著和影响深远的垃圾处理机制，看起来十分平常，貌不惊人，但却是一项利民、惠民之举，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环境卫生、甚至生活文明的革命。中国农村也正如中国社会一样处在多重转型的压力下（统而言之，处在现代性转型的压力之下），而鹰潭建构起来的垃圾处理机制可以说蕴含着转型压力下中国农村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求解之道，这一问题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如何有效地将农民、农村组织起来以应对现代性转型。

　　我国的现代性转型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在农村尤为严重，垃圾锁村就是明显的例子。垃圾处理有很强的外部性，属于公共事务。随着现代转型，农村普遍存在着公共精神弱化甚至丧失的情况，公共事务及公共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很多农户的家里，收拾得还算干净，但是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却堆在院墙之外，随意扔进公共空间。据观察，大凡公共空间中布满垃圾的地方，该地的公共管理一定存在缺陷。

　　鹰潭市一开始就认识到，垃圾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垃圾处理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资金问题，而是乡村治理问题，用市委书记杨宪萍的话说就是：“能否做好卫生清洁工作，实际上反映了是否具备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和有效社会组织的能力。”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面对３５００个自然村落，政府的能力就显得十分微弱，要真正解决垃圾问题，必须依靠村民自己。根据这一认识，鹰潭市独创了“村民事务理事会”作为垃圾处理的制度平台，从而使垃圾处理主要依靠村庄自身来解决。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以及初期阶段的强势推动，使看起来很复杂的垃圾处理问题，变得简单易行。

　　垃圾锁村看起来很难解决，原因有很多，比如生活习惯、人手、资金和技术等。鹰潭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成功说明，所有这些困难，都不是无法克服的。只要政府采取坚定的态度，只有能够创造出合适的机制，只要将村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上述难题都不难解决。鹰潭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围绕垃圾处理这一具体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组织。比如一开始向每个村派出了干部，他们各显其能，最后筛选出最好的办法加以推广。

　　鹰潭的做法，打破了一个似乎已经成为不易之论的说法，那就是，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够解决生活环境质量问题。在不少地方似乎形成了一个符咒，一说要搞公共事务，就说没钱啊。鹰潭的做法表明，钱不是唯一重要的。比钱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和有效组织。有了这一条，没钱也能办成事，钱少也能办大事，没有这一条，有钱也干不成，钱多也干不好。按照鹰潭目前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水平，也许完全有理由把垃圾处理问题往后推，但它没有，最终以较低的投入（比如每个垃圾焚烧炉需要投入２万多元），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

　　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机制，也成为村庄治理的有效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村庄公共精神的复兴，以及形成的制度形态，像粘合剂一样将村庄事务有效地结合起来了。这一经验说明，从任何一个切入口进入，都有可能形成乡村治理机制，可以是垃圾处理，也可以是办企业，办教育等。只要这些载体被注入了公共精神，就有可能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反之，如果没有公共精神的复兴，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等等，都不会自动地带来乡村治理的进步，而只能像是挂在追求经济总量列车上的老旧马车，最终被撕扯得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