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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经 |
发布时间： |
2011年06月09日 14:24 |
作者： |
言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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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李稻葵认为，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已经沦为“工资税”——不依靠工资收入生存的人，就无需因此烦恼。
目前的个税体制是1980年推出的，那时候收入结构单一，大部分人不在“征税”行列，到今天，经济和社会发生剧变，大部分人成了纳税主体，但税制基本框架却没变。如何对公民征税、使其具有真正的“社会公平”作用，其根源在于了解国民的财富构成。
文／言冰
谈到近来的热点话题个税，王先生的嗓门就高了起来：“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打工挣钱的人，国家怎么就想着要从我们包里多掏钱呢？这是在打击中产阶级！”
王先生有此不平是有原因的。这次的个税修正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到了3000元，税收的级次也从9级降到了7级，扩大了5%到10%这种低档税率以及最高税率45%的适用范围，15%和40%两档税率则被取消了。
调整之后，个人应税月收入在1.9万左右将成为一个临界点。1.9万以下的人税收将会减少，1.9万以上的人则要负担更重的税。这种增减变化，被财政部部长称为旨在让“高收入者多纳税，中等收入者少纳税，低收入者不纳税”。
王先生，恰好就属于月入2万以上的“高收入者”。但对此称呼，他一点儿也不买账。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先生，现在就职于深圳一家民营房地产公司，目前已是公司的中高层。有房有车，但每月也需要自掏腰包花费不少来供养这两大件。因而在他看来，自己充其量算是中产阶级，跟真正的高收入者还相去甚远。
“国企职工、公务员有各种办法可以不交税、少交税，我们却要多交税，这不是很不公平吗？”王先生说。
他的观点，或许正浓缩了整个社会对个税的争议之处。这也难怪前段时间引起轩然大波的李稻葵有言：当前中国争议最大、最受诟病的税种，非个人所得税莫属。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是最高的。在当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下，所有人都感觉不公平不满意。
实际上，个税的争议，仅仅是折射了中国税制问题的一角。
征税，在西方历来被视为个人与政府的一项契约。个人将自己利益的一部分转让给政府，由政府来提供单凭个人无法获得的公共产品，比如公共教育、医疗服务等。而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抑制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动荡，被视为税收的另一大功能。此外，在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等诸多方面，征税也被视为有效的调节手段。
然而，上述种种要全部在中国实现，却仍然任重道远。尽管中国从90年代初期便开启了税制改革大幕，但仍未完全形成一个公平、合理、有效的税收体制。从征收到监管再到利用，税收体制仍有大量问题丞待破解。
个税：调节贫富作用有限
新一轮的个税改革最终如何定稿，尚是未知数。以3000元为起征点、实行七级累进税率的修改方案，今年4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便有不少委员提出异议。最终，草案未提请表决，而是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这段时间里，更激烈的反对声音也响了起来。这当中，尤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批评最引波澜。
5月初，李稻葵发表文章，直言当前个税的设计“弱智”，已沦为工资税，因此不仅无益拉平收入分配，甚至恶化了收入差距。
在李稻葵看来，当前投资回报的征收税率比许多人工资的平均税率还要低（比如，房租所得的税率为5%）；至于资本增值所得，却不用征税。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
事实上，个税最为人诟病之处，正在于对工资薪金的征收成了主体，而对劳务报酬、财产转让等税的征收，却一直疲弱无力。
目前，个税实行的是分类税制，个人收入被划分为11类。除了工资、薪金以外，还有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10类。而除工薪所得和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外，其他类型收入都是按照20%的固定比例交税。
在实际征收中，工薪所得的税收实行代扣代缴，征收比例相当高。而其他如财产租凭、财产转让等，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征收。因此，在个人所得税这一个大池子中，工薪所得的税收，占据了绝大部分。
200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得收入约占63%，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收入约占14%，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收入约占12%。其他征税项目，包括承包承租经营、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约占11%。
大部分高收入者，正是隐匿在仅占总税收收入11%的“其他所得”这部分里。而在这部分人群中，避税者也大量存在。比如，近日有报道称，在房地产投资渠道上的个税征收基本空白。
理论上，房主卖房所取得的收入，一方面要缴纳营业税，一方面也要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交税比例为20%。但由于税务机关和房地产交易的主管部门在这个环节上的脱节，房管局一般只要看到合同和营业税的完税证明，就会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而根本不需要出示个税的完税证明。
除此之外，在房屋租凭所得、劳务报酬等方面，避税方法也是层出不穷，监管漏洞让高收入者能够游走于征税体制之外，税收的调节贫富作用大打折扣。
然而，避税的个人行为或可监管，但体制性的避税，却难以堵住。这也几乎成为当前个税最敏感之所在。
今年1月，广东省发布的一项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成为幸福感最高的两个职业。报告称，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工作稳定，工资福利丰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远超国民平均待遇。
然而，在税收交纳方面，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却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质疑与抨击。
曾经有一篇评论说，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通过自建住房、自办幼儿园、自办食堂、自办医务室、提供班车等方法，将众多本该由个人承担的住房、托儿、医疗、交通等费用，改为由单位负担，这样的实物补贴福利，脱离了个人所得税征管的范围，也成了国有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项目。
市场化企业，没有条件为员工提供以上实物福利，住房、餐补、交通等补贴多以现金方式发放，毫无疑问，这些福利就成了个税的“瓮中之鳖”。
中国的税改，就是按如此的方式演进，每一项增加个人税负的措施，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总能全身而退，而加重的税收负担，总是毫无悬念地落到市场化企业和个人头上。
上述种种现象让审议个税修正案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也感慨不已。委员任茂东在讨论时说，领工薪的这些人毕竟是凭自己本事赚钱，拿的是阳光下固定的工资收入，他们却成了中国的纳税主体。真正高收入者的财产收入和其他隐形收入，因为其收入来源不固定，反而成为“合理避税大户”。这也是我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个税，物业税也一直以调节分配收入之名而被诸多学者鼓与呼，但它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
调节收入分配，开征物业税？
“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通过三个层面上的因素表现出来的。一是收入，二是消费，三是财产。在收入取得层面，我们有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在消费支出层面，我们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调节。在财产保有层面，我们则基本处于无税状态。”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曾表示，“在我国，购房空置基本不需要任何成本。调控财产保有层面的税种（如物业税）迟迟未能出台，是导致富人轻易购房又闲置，从而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培勇认为，若要让税制体系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首先要解决中国税收体系直接税比例低的问题。因此，需要突破两大焦点税种：个税需要调整，财产存量环节的财产税要开征。在他看来，将开征物业税的目标定位于调节贫富差距上，物业税的作为空间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但实际上，物业税的征收更为复杂。至今，也仅在沪渝两大城市试点征收房产税，且既未按原初的“物业税”之名征收，也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1986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对部分房屋征收房产税，非经营房产并不在其中。也就是说，居民住宅多年来并不用征税。
2003年10月，中央政府提出，“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物业税的开征被提上了日程，但一直未有大的进展。
直到2010年5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列入当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这时，“物业税”已悄然更名为“房产税”。而这背后，与国务院失去立法授权相关。基于“税收法定”原则，开征新税种需要由全国人大来决定。因此，为了绕开较为复杂的立法过程，利用已有的房产税征收住房保有环节的税种，“物业税”变身“房产税”。
这一征税手段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复旦大学金融与货币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便称，房产税实际上就是物业税，而财政部则开了一个绕开法律硬征新税的不好先例，让人们对中国的法制建设、私有产权保护等产生了忧虑，甚至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
不管程序上如何受到质疑，房产税最终还是走向了现实。自今年1月开始，重庆、上海两点开始试点征收房产税。重庆的征收对象仅为独栋别墅高档公寓，以及无工作户口无投资人员所购二套房，税率为0.5%-1.2%。上海则只征收本市居民新购房且属于第二套及以上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购房，税率为0.6%。
征收至今，尚未看到外界普遍期望的打压房价之效。而专家对此解释称，房产税为一年一征收，不能仅从几个月的时间便推测其效用有限。
然而，无论如何，现行房产税的征收都逃不过外界对其有效性的质疑。有学者便指出，这一点税收，对借房地产投资、投机者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对于有刚性需求的购房者，房产税又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更遑论调节贫富之作用了。
被学者寄予厚望的房产税，因其征税程序欠缺合法性、征税实际效果的有效性，而落入了尴尬境地。然而，一旦开征，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也极其微小。最近还有媒体报道，今年内房产税将向北京广州等地推广。但如何推广、如何征税、如何能发挥其调节贫富的本质作用，都是房产税在推向全国之前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个税和房产税，仅是当前中国税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直接税种，它们清晰地反映出当前中国征税中的典型矛盾。税收法定、税负公平，是税收合法而有效的基石。但通往税制合理的道路，却仍然布满了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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