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专栏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到台湾行善，命名为“感恩之旅”，他的解释是为了对以往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慈善捐赠表达感谢和回报，其情其意可谓正大光明！不料，未成行即闹出风波，被拟捐的新北市和桃园县两地政府“说不”。

　　“立法委员”吴育升肯定陈光标的善心，建议陈的行善方式入境随俗，可以跟政府合作，可以跟台湾民间团体合作，表达的方式也不见得要把这些弱势团体的人叫到现场去，像发奖状一样，一个一个上台，一个一个发１万块。他的评说是比较平和的。

　　而“立委”罗淑蕾则表示，所谓为善不欲人知，陈光标要大张旗鼓来台做善事，实在没有必要，台湾也不欢迎这样的人，如果真的要炫耀，那就在大陆即可，“我每年捐白米，反而是我在跟人家鞠躬，感谢他让我有服务的机会，他把台湾人民当什么？”这显然是带着义愤在说话。

　　最终的结果是陈光标改弦易辙，他说：“往常（在大陆）捐款，都是爱心人士站在台上，受助者挨个上台领。而我们这次将走下台，先鞠躬致意，再送上红包，整个过程不会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去感恩。”对于不愿意露面的困难群体，陈光标说，他们将主动入户送红包。

　　陈光标起先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一向“高调”的行善方式有何不当。所谓“高调”行善，要分三层意思说：第一，高调行善，肯定比高调炫富斗阔看谁更奢华要好；第二是行善可以低调直至隐名埋姓，也可以高调为世人做榜样，比尔·盖茨与陈光标都宣布身后要“裸捐”，这有什么不好？第三，是行善的高调同时要高雅，即顾及受捐人的感受和尊严。台湾同胞不能接受的是陈光标在大陆惯用的前述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陈光标为什么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大陆惯用的“高调”行善方式有何不妥呢？

　　我的解答是，首先是两岸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最鲜明的表现是，陈光标至今没有意识到发放现钞有什么不好，因为电子货币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占人口少数的白领的选择，大家习惯于用钞票，不觉得这是“不发达”的金融方式；他不大在乎受捐人的感受，其实也是乡村社会比较粗犷的生活习惯（恰如欧美日、港澳台的人都觉得，大陆的游客在公共场所自顾自大声讲话太闹缺乏教养，其实乡里人都是大嗓门，黄土高坡放羊的唱起信天游来调子更高亢，不然别人听不到嘛）；此外，大陆的公民社会建设尚在起步阶段，民间组织也不发达，不当面捐赠到人，捐款给谁都不放心。

　　其次，就是文化传承的差异。这当然不同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但两岸分治６０多年，长期的意识形态管理差异必然留下区别，而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在３０年前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影响至今。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通的说法是，“行善（乃）积（阴）德”，平常人施恩当然不能图报，所以城隍庙有对联，往往是“有心为善（给人看的），纵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过失）不罚”。而各种经典则一再教导人们，“不伐（自夸）功矜（自炫）能”（《史记·太史公自序》）；“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唯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道德经》）别人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对别人的恩德，应当尽快忘掉，不以恩人自居，而“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历史故事，则教我们认识到穷人也有自尊要体贴。在大陆，上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７０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被破除的对象，这样的思维对陈光标们太陌生了。

　　而另一方面，要人谢恩的传统却被发扬光大了，陈光标们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就是要人谢恩。如今在一些地方电视台，领导到困难人家“送温暖”，“群众”感恩戴德的镜头仍常有。去年不是还有一起有名的舆论事件，讲运动员是该先感谢国家还是先感谢父母吗？这些年来“感恩”的对象有了很大变化，有的是打着传统文化教育的幌子，要学生感恩老师，或要学生感恩父母，有的是宋山木之类老板要员工感恩公司，名目不同，索取感恩则一。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陈光标当然不会觉得受捐助者上台领钱有啥不好意思，而要他们鞠躬感恩很正常。

　　明乎这两点，我们大致就可以理解陈光标的“感恩之旅”为何会起风波了，也可以明白我们应该努力改善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