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2月11日 10:44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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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三度加息剑指通货膨胀，既要通过货币调控稳定全社会通胀预期，也要通过降低货币流动性、缓解“负利率”程度，抬高资金使用成本，进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飙涨。这说明，当前政府的确已经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了抗通胀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全力以赴保增长到全力以赴抗通胀”的轮回，似乎通胀问题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不过，在笔者看来，通胀不是矛盾的根源，而是矛盾的结果，如果“跳出通胀去看通胀”，也许我们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当前看，尽管1月份CPI可能会超过5%的警戒线，但由于基数效应、翘尾因素以及国家对物价调控决心等因素，短期对通胀的担忧不必过大，不过，我们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仅是短期因素，更有长期因素；既有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更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
当前人们对通胀的根源有不同争论。一些观点认为，货币超发是主因。的确，中国货币超发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M1的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这两个数据与美国同比，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倍和2.13倍。而同期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大约只是美国的1/3左右，这说明我国的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不发达，蓄水池有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流动性自然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也有相当一部人认为，中国本轮通胀主要是由于输入性通胀造成的。美国再度量化宽松是最大的外部因素。但笔者以为，另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更为持续，影响更大。
第一，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已经步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通道之中，随着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逐步下降，农业部门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几乎无限度地供给工业部门。这预示着，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而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带动价格普遍上涨。
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长期“工农价格剪刀差”得以回补，农产品价格进入趋势性上涨通道。就拿蔬菜价格上涨来说，由于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抬高城镇化成本，过去10年，我国城郊“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不断向远离城市的农区转移，打破了原有的“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农区补充”的生产布局，目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30%。由于城市的过快扩张，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低回报率及农区新建菜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运力紧张，致使在整个种植产销链上的各个环节层层加价，各种因素共同推动菜价居高不下。
第三，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有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增长红利的衰减导致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特别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这样，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来。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影响太大了。据测算，中国房地产业每年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约为20－40%不等，按照中国经济平均10%的增速，房地产业每年约为GDP贡献2－4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关联产业的带动系数约为1.93，房地产业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20多个产业的发展，在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房价怎么会降下来呢？
因此，通胀问题恐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严重困扰中国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只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关系上寻求平衡，那么短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就货币政策而言，“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是货币当局的最大难题，因此，央行严控银行信贷，动用数量型政策工具，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度加息，不可谓不坚决。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货币主动超发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动超发，特别是外部的货币是不可控的，只有对冲的方式，成本将十分高昂，回收流动性的努力被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对冲而大打折扣，特别是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货币连续紧缩等效应累加下，一些利润率薄的企业会很快遭受困境，损害经济复苏的基础。通胀问题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转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大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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