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1月13日 14:53 |
作者： |
徐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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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黄颖
近日，国家发改委预测，2011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8.53亿人次，比去年增长11.6%，为保障春运安全高效运行，各省、市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多项措施备战春运。据铁路部门预计，由于2011年春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1天，节前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将出现重叠，铁路客流将呈现节前客流高度集中、节后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的特点。
春运人数不断高涨，使各交通部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政府不惜斥巨资于“铁公基”建设之上，但仍然难解春运难题。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带来的人口周期性迁徙，是春运热潮的根本缘由，因此，要为春运解压，还须从平衡城乡经济、改革户籍制度着手。
时代周报：我国春运人流量巨大的原因有哪些？除了增加交通运力外，是否有更根本的措施纾缓春运压力？如何增加外来务工者对城市的归属感，让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在城市过年？如何保障低收入群体回家过年的权益？
谭同学 积极调整公共政策应对春运
实名制对农民工群体而言是件好事，它可以打击票贩子，提高他们贩票的成本和风险，但同时它也会增加铁道部门的运行成本。总体而言，黄牛党的出现跟交通运力有关，运力紧张，一票难求，他们就自然会有市场。
公共交通是由公共财政进行补贴的，这就要求它不能完全按照价值规律来进行资源配置，否则有钱人能支付更高价钱，他们的回家权利就会优先得到保障，这对穷人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公共财政补贴，降低高铁的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平衡，从而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回家权利。
外来务工者由于缺乏城市归属感而强烈渴望回家过节这是很普遍的，但即便是一些在大城市有自己的家庭、并且城市认同感很强的人，一旦想到在家乡的亲人，尤其是父母，还是会想办法回家过年。要打造城市文化的办法并不多，一般来说，民间文化发展比较完整的城市主要依靠义工、社工来完成，比如在香港他们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来营造归属感，如果这些事全部由政府来做，效果未必会好。
春节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就是再困难也会争取回家，这是难以改变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纽带重于社会纽带，虽然平时跟同事生活、工作在一起，但过年还是会想回去和家人一起过。
但如果公共政策能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比如如果在春节后回去，铁路部门能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那么作为理性选择，农民工可能会愿意留在工作地过年。消极的公共政策是政府给春节以后再回家乡的人们在车票上提供一些便利等；而积极的公共政策，比如年前把父母接过来，但这涉及到人口流动、生活成本的问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必须有所改善。而且，一些相应的社会福利也要改善。
户籍确实是人口流动的壁垒，但我更看重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城乡区别。这个社会中，有部分人由于收入和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在城市里完成人口再生产。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抚养自己的子女、赡养自己的父母，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实力在经济体系当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户籍制度确实在某些方面有阻碍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我不认为户籍制度的取消，可以改变他们在城市的去留问题。
确实，如果户籍制度取消了，户籍上农民工和城里人没有区别，但社会的保障能力还没有达到那个层面时，就会出现新的指标来衡量这种差异。与其让户籍一体化，不如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做出改变，譬如农民工可以在城里结婚生子，派出所给他们发居住证明等，这样的做法可能更有效。
欧树军 就近就业可以缓解春运的压力
春节回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中国的春运现象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当中低收入者的交通问题相当困难的时候，有必要限制那些特别昂贵的消费需求，比如减少乃至取消上座率极低的豪华列车。
金融危机后，决策者就提出了农民工就近就业的问题，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在城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不必走这么远去打工，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口的大量流动。现在主要的就业机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如果城镇不是一、二线城市的产业辐射区，那么它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少。人口流动是必然存在的，如何让他们在流动的时候获得更加合理的待遇，让他们有能力建构更为完整的家庭生活，这是就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基本结合点。
现在有不少地方尝试让农民工就近就业，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这对他们个人和家庭都有益处，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照顾老人，哺育下一代。就近就业与城市化的发展战略相关，如果能够让农民工和大中专学生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实现就近就业，或者在长期工作的城市里面建立稳定的家庭生活，这样可以减少春节回家的人数，缓解春运的压力。
但是，这可能需要改变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房地产政策，政府对房地产需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土地财政的负面效果，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还没有提出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未来几年保障房比例的提高，将是一个好的转变，但最近在一些城市又爆出新 “地王”，这种现象需要政策制定者提高警惕。
如果能够实现就近就业，了解有多少人需要保障房，继而根据合理的比例建设保障房。保障房不能只是在偏僻的地区，要建在交通沿线，给使用保障房的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这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结构、社会伦理能否有效的发挥作用，比如孝敬父母的优秀传统。农民工长期无法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会对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些都需要我们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来扭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杨早 休假制度可以更弹性化
我的春节在北京过，不跟双方任何一家父母一起，所以我对春运无感，只替别人担忧。春运最大的感受是比较一致的堵、急、乱，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农民工都不能避免。中产也要移动，也要回家，就算你买来回机票，也未必能全程，何况春运里有太多不可知因素。
现在为了缓解春运，大造高铁，投入越来越多的航空运输，这其实更意味着春运经济指数的进一步攀升。春运家庭总投入加大，能不能缓解春运？则不好说。可能有人认为，高铁以及高端交通工具的出现，可能造成春运的等级分化。但是我一直觉得春运是太刚性的需求，如果高价运输提供另类选择，没办法的时候民众踮着脚也会去够，所以更大可能是整体消费的提高。分化可能是有，更多的是社会总成本的增加。
其实春运不仅仅是个户籍问题，这样一个特殊现象还折射了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国家资源过分集中、分配布局问题、节日文化与社会转型冲突问题、国家休假制度安排不合理问题。
因而，解决春运问题，其实是需要一个个系统的应对方案，往大了说，当然是资源的再分配，不要过分集中成为超大城市，往近了说，休假制度可以更弹性化，政府和社会在节日文化方面也可以做些工作，适当添加一些引导成分，比如把部分团聚的观念放到中秋。
周孝正 春运难题应从户籍制度上找解药
普通打工者的工钱很少，但回家过年是一种刚性需求，农民工是春运铁路客流的主体，铁路部门应该更多地为他们考虑，比如可以把软卧换成硬座，尽量满足更多的人。因为可供富人选择的交通工具很多，但穷人只能选择火车，铁路部门应该“挖潜”，做到“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最广大人民”就应该包括打工者、学生。
我国的铁路是客货混运的，但在春运期间，一些货可以停下来，比如我国的北煤南运，占了铁路运力相当大的比例，但煤不会烂，可以错峰来运，或者提前或者延后，不要跟客运挤在同一时间。把全部的铁路都用来运人，就基本可以满足春运需求了。
春运巨大人流的形成，关键是中国城乡差异太大，农民在农村挣不到钱，要到大中城市打工赚钱，春节到了就要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国人的一个情感支柱，所以肯定要回家过年，这是中国特有的。农村为什么落后？这是制度造成的。农村土地在不值钱的时候归农民，让他们种粮食，而当土地要开发建房开始值钱的时候，就被政府或者开发商征走了，土地就不归他们了。房地产涨价，造成了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去年卖地的钱多达2.7万亿元，比前年增加了70%，但是这个钱农民拿不到。如果他们对土地拥有权利，他们马上就发了，中国的房价马上就降下来了。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订立了所谓的“二元社会”，每个人都要有户口簿，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制度沿袭至今，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只要从户籍制度着手，这些问题都会慢慢解决，我们社会学界有句名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公正的副产品”，而且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要可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善待所有人。
打造城市文化，留大家过年，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年一次的团聚是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根在农村，那里有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把这些人都接到城市来是不现实的。城市得有人情味，年三十晚上的团圆饭，谁也不能上馆子吃，所有馆子都得关门，因为厨师、服务员也要吃团圆饭，这是中国以前的传统，让他们在工作地过年，是非常不人性化的。现在立法要求“常回家看看”，一年一次不叫“常”，叫 “最低”、“起码”。所以春节至少要放假三天，回家一次。春节是维系亲情的最重要的节日，所以除了特殊行业，如救火、急症以外，必须强调“统一同时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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