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复杂形势前所未有。外部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趋势不明，转而紧盯中国，欲从中国找出本国经济不振的原因；内部而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未来五年成效如何至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欲往何方，备受关注。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没有与中文“宏观调控”相对应的经济学术语。就中文语境来说，“宏观调控”其意相当于西语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和。究其本义，“宏观调控”并不是指政府对市场的简单干预，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在政策管理上的“相机抉择”。

　　然而，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诞生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就一直纠缠不清。概而言之，大萧条之前，以自由放任为第一要义的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大萧条之后，特别是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从实践上成功地配合了凯恩斯的理论。

　　自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派经济专家青睐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以斯密为代表的一派专家钟情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这两派之间此起彼伏的争论，常常是各领风骚，难分伯仲。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为两派的论争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一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过于放任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自发机制。另一方强调，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得价格信号长期被扭曲、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作出的强制平衡。

　　眼下，金融危机造成的动荡正慢慢平复下来，人们也能够更加理性地对此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加以反思。事实表明，正是由于美联储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致使房地产市场泡沫愈来愈大，风险愈积愈重，从而使美国成为此次金融风暴的策源地。

　　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恰当设计，政府政策的时间偏好更强于市场中的一般参与者，这一特点会导致政策的短期化。放眼全球，概莫能外。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央行纷纷释放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一轮未了，一波又至。从2001年1月美联储连续下调利率，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爆次贷危机，真是受祸之速，过于旋踵。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次生灾害，我国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急就章式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比如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房地产市场总体价格水平仍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甚至可以说，已经对顺利实现 “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目标造成了威胁。

　　究其根源，就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宽松”所导致的货币超发。货币多了，货币的价格——利率便会走低，从而向投资者传出一个信号，即资金使用成本降低了。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扭曲的价格信号所导致的投资决定是形成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奥地利经济学派凭着一整套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成了唯一预测到1929至1933年世界大萧条的经济学派。

　　这一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银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所导致的低利率会诱使投资者投资于生产周期更长、更加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从而减少消费品的生产。由于没有新的储蓄来弥补增长的投资，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最终也会传导并带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除非非市场因素强行以信贷方式持续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长周期亏损项目的运营，但其结果必将是物价不断上涨，最终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以奥地利学派理论衡量中国当下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不令人警醒。我们应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实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如在调整支出结构的基础上保持总量的平衡，适度减税，采取提高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等。政策上松紧搭配，避免急刹车，努力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

　　宏观调控如同对弈，不能看一步走一步，应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深化改革中推进经济转轨，促进社会转型，为实现“十二五”规划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