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证券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11月09日 08:35 |
作者： |
章玉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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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再推出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既暴露出霸权国家惯有的金融流氓本性，也是美元体系加速断裂的先兆，这更凸显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Ⅲ”的迫切性。无论是改良版的金本位制构想还是特别提款权（SDR）的倡议乃至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三边均势货币格局的蓝图，致力于将G20打造成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是非常务实的工作。
章玉贵
来自美国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撰文主张，领先经济体应考虑重新实行经过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
其实，佐利克的构想本身并没有多少新意，他所倡导建立的新体系也只是把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加速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纳入未来全球货币俱乐部的框架内。也许，坐在世行行长的位置上的佐利克更能洞悉既有货币体系的弊端，所以，他和很多人一样，对黄金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经典地位格外看重，也主张把黄金作为通胀、通缩和未来货币价值市场预期的全球参考点。
在美国的高级官员中，曾任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是少数几个具有前瞻性视野的人。今日中美关系互动框架主要是在其任内搭建的。来自中国的林毅夫担任世行副行长也是佐利克力邀的结果。尽管执掌世行之后，佐利克还可以部分代表美国的利益。但由一位曾担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世行行长在当下敏感时刻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恰恰反映了世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空前担忧。
坦率地说，成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IMF如今已很难胜任稳定全球货币体系尤其是汇率稳定的关键角色。今日的IMF更像一个没落的金融贵族。只是在暂时没有替代机制的情况下，才使得长期被排除在决策俱乐部之外的边缘化国家趋之若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人也不必对中国此次大幅增加在IMF中的投票权沾沾自喜，更不要指望美国轻易放弃至关重要的否决权地位。
笔者曾说过，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并不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实体经济趋弱且吃尽美元红利的美国再次爆发美元体系大崩溃危机，进而演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规模债务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爆发。吉姆?罗杰斯可以讽刺伯南克不懂经济学，不懂货币，不懂金融，只懂得印钞票。但若将其二人位置倒过来，想必就不会出此言了。某种意义上说，伯南克今天的政策是在为格林斯潘时期乃至之前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背书。伯南克难道不知道美国的内外经济政策已差不多四面楚歌了吗？就像80年前英镑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境遇一样，美国日渐感到维持既有货币体系的成本越来越大。世人也许还记得当年令人尊敬的凯恩斯爵士对英镑本位制合法性所做的权威解释。在他看来，英镑本位制的顺利运转得益于英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作为最大资本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伦敦为其合作者供给黄金的中枢角色。英格兰银行作为“国际交响乐队的指挥”，成功调节了国际黄金流动，并通过浮动贴现率保持了相对较少的黄金储备。由于英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英格兰银行通过调整贴现率实现了资本净流入。伦敦市场国际结算方式的集中等便利条件使英镑取代了先前的贵金属货币。
但历史已经证明，不管是出于人为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将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危系于某一时期的头号经济强国一身，既是历史赋予这个国家的机遇，也是历史对其国际责任感的考验，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众所周知，建立在英镑负债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制终于在1931年崩溃。13年之后，美国人顺利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金融权杖。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曾经拥有无可匹敌的金融资源配置权。即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Ⅰ”于1971年崩溃，美国人还是凭借金融霸权的惯性将纯粹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维持了30余年。美国呆在这个体系里的收益到底有多少，世人大概也算不清。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国就过起了寅吃卯粮的生活。1979年至1987年执掌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大胆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于是，失去了黄金约束的美元泛滥全世界，成为比武装力量更管用的财富掠夺工具。于是，表面看来，美国似乎是全球经常贸易领域里的“冤大头”，每年的贸易赤字动辄数千亿美元，但这正是美元支付体系的精妙之处。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更乐意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因为这能增加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于是掌握着货币发行和市场主导权的美国，非常轻松地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变成美元的“玩偶”。
只不过，和英镑当年的命运类似，早已不是孤独求败的美国再无力独自维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高度联动的金融化及金融机制，在国际失衡结构及金融脆弱性的背景下，使得浮动美元制下巨大的国际流动性暴露无遗。再加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和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话语权诉求，使得全球货币体系的洗牌比战后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迫切。
因此，美国一再推出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既暴露出霸权国家惯有的金融流氓本性，也是美元体系加速断裂的先兆，更凸显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Ⅲ”的迫切性。无论是改良版的金本位制构想还是特别提款权（SDR）的倡议乃至美元、欧元和“中元”（人民币）的三边均势货币格局的蓝图，其目的均旨在终结将全球金融体系安危系于美国一身的危险游戏。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构建符合人类理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Ⅲ”注定是一场残酷的博弈。新兴经济体既要看到基于经济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新体系建立的约束条件。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博弈是必需的，致力于将G20打造成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也是非常务实的工作。当然，足够的耐心和坚持更不可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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