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包办解决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李敏

　　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系教授，主攻劳动关系研究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自南海本田事件发生之后，仅广东省就有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佛山等15个城市相继发生类似事件，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各地因此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纷纷展开试点。这些对国内劳资关系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劳资纠纷频发“很正常”

　　时代周报：一份资料显示，今年5月17日南海本田事件发生之后，仅广东省内就有广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先后出现过类似的劳资纠纷，且数量不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中国频繁出现劳资纠纷？

　　丁学良：长期以来，停工事件之类的劳资纠纷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政府认为其不符合宪法的规定（1982年宪法中取消了工人罢工权），制约了工人们的一些合理的诉求。制约的成本很高，甚至导致一些地方出现“自杀”等情况。这逼迫政府不得不采取较之以前理性一些的态度，慢慢开始承认劳资纠纷的存在了。于是乎，大家觉得劳资纠纷一下子多了起来。其实，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的现实，这即意味着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中国劳资纠纷频发很正常，不多才怪。

　　夏业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整个劳动力成本在上升，通货膨胀也蚕食了人们有限的名义工资的增长，这是目前劳资纠纷频发的直接原因。工人们一直有增加工资、增加福利、改善劳动条件的诉求，只是没有得到重视而已。长期以来，官方认为这些是企业的事情，而企业则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根本就不把工人们的诉求放在眼里。工人们合理的诉求长期被忽视，结果导致他们采取了“集体停工”这样一种模式。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以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应该承认并支持工人们维护自身的权益。

　　于建嵘：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频繁发生劳资纠纷是因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遇到困境。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18世纪末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走向工业社会，大大激化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其后就一直有劳资纠纷的事件发生，直到最近亦是如此。这告诉我们，劳资矛盾实际上同社会的发展阶段关系并不密切，而真实的症结在于双方有没有利益代表。事实上，只要工人们的利益代表和资本家的利益代表坐在一起开展谈判了，劳资纠纷还是能解决的。中国目前恰恰缺乏一个让双方代表坐下来的平台，或者说制度设计，而这或许才是导致劳资纠纷频发的根本原因。

　　时代周报：处理劳资纠纷，政府的态度至关重要。你认为当前政府该如何看待劳资纠纷？

　　李敏：不得不承认，政府对劳资纠纷的态度理性了很多，他们也开始直接选择回应一些问题。譬如，现在政府慢慢注意到现阶段的劳资关系的内涵是“均衡和共赢”，也认识到了劳资纠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结果，这些值得肯定，也是今后政府应该坚持的态度。

　　夏业良：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施加压力，指出一旦这些企业如果发生问题就要求他们给工人加工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很多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害怕”出现类似于南海本田一类事件的。其实，政府应该抱着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劳资纠纷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只有当劳资矛盾公开化、显性化，并让社会舆论进行监督，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真正地解决问题。

　　丁学良：我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仍以“维持稳定”的心态看待工人的停工事件。其实，“维稳”并没有错，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希望维持相对稳定。在对待劳资纠纷上，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出现在“维稳”上，问题在于“维稳压倒一切上”。如何才能“维稳”？合理地解决了劳资纠纷才能稳，靠压就越压越不稳。一种很正常的思路，到中国来了之后总会往前迈几步变成一个很荒唐的东西。“维持稳定”怎么能压倒一切呢？显然，它不能压倒宪法，也不能压倒公正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文革”时代，我们是“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现在“维稳”压倒一切，两者的思维模式一模一样。

　　中国政府应该抛弃“替天行道，全面包办”这样一种心态。事实上，中国政府不可能是上帝，没有必要掌控一切，相反，它应该慢慢地放开一些，让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