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里，作为中国的头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地、吸引外来工最多的省份，广东的劳资矛盾和纠纷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发生了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和连续多起劳资纠纷事件之后，劳资关系的问题更是引起了政府和各界的广泛关注。

　　如果我们以一种理性和务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矛盾和纠纷，就必须承认，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社会变革的新转型时期，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到瓶颈期。在这个瓶颈期内，劳资矛盾的凸显带有某种必然性。

　　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锋，广东省也率先体会到了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困扰。由于劳资问题的解决，牵涉面极广，它涉及我们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模式的反思，广东省探索新时期劳资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探路和示范的重大意义。

　　劳资纠纷增加的必然

　　基于某一种模式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周期性，都有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最终必然会遇到原有的增长路径受阻的转型期。在过去30年推动中国这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如今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

　　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碰到的一些难题，对“中国制造”等实业领域的冲击更为明显。

　　首先是市场需求无法再维持以往高速度的增长，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和加入WTO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吃到了尾声，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近乎疯狂的出口增速。

　　另外，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难以逆转。早在2007年，因为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国际原油、矿石等基础资源的价格就开始飞涨，至今价格居高不下。除了资源成本，中国的环境成本也无法承受进一步的透支，也开始以各种方式讨债，这些都在持续侵蚀着中国实业的利润。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主要的刺激效应都流入了政府主导的各大银行、地产、通信、资源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各种公共服务的价格高企，并带来了明显的通胀。实体经济这边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住房和公共服务，这使得本来就利润极薄、一直在苦苦挣扎的实业更加困难。

　　一边是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一边是实业工人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来对抗通胀，这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激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广东省，感受到的挤压就更加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我们用行政的强力，人为压低了土地、环境、福利以及劳动力成本。这实际是帮助一些企业将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以此来强行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人为压低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换一个时间，换一种方式来支付罢了。近年来以富士康工人跳楼、本田工人停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劳工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以低权利、低福利来维持的高增长不具有持续性，劳动者不是机器，必须有健全的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而企业和政府，必须为这种健全的生活支付成本，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否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会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付出高昂的代价。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这个新的转型时期，调整收入分配必定成为时代主题，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政府以及企业将被迫让利，让利润更多地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

　　这也是我们在新的转型时期，思考和探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