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及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人口比例的概念，在中国媒体和网络间频繁使用。笔者从前对此的了解仅仅是：一，专业官方机构有相关调查，但却不使用这些概念，给人的感觉它们不是技术名词而是意识形态概念；二，一些国内研究机构，例如社科院和某些大学的研究所，某些教授领导的研究组，每年发布这样的数据；三，有一组数据是来自世界银行的。看了南方周末6月17日的报道才知道，所有这些数据只有一个正宗的出处，即官方调查机构，非官方机构，包括世行的报告，只是与其“合作”的产品。

　　官方怎样做这类调查呢？报道举了两个城市的例子：一是深圳2002年的入户调查，样本选取了100户，2003年扩大到了600户，此后几年怎么样报道没说，不知道进步了多少；二是到了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的“高收入人群调查”，得出了“最高月收入，不过14500元”的结论。它的调查设计，是在样本空间里排除了公务员和央企职工。这样的调查除了表明做了调查，就是谁引用谁上当。

　　这是统计调查的设计级错误带来调查无效。此外，即便设计合理，在中国进行财富和收入的入户调查，也实在是一件难事。报道说，当“北方某特大城市”的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成为一次调查的样本点时，“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有人愿意配合调查。最后只好换了个小区”。难道调查队没给他们讲过，统计调查不是纪委调查和公安侦察，而且无记名，“不会发现和举报不正常财富和收入”？可是，“直属机关”的公务员和家属们才不跟你哆嗦这些呢。

　　这就是官方的调查。其他学术性的机构，如果实行独立调查，恐怕是困难得无法开工。所以，它们都采取跟官方调查机构合作的方式。但我也并不是说，它们发布的数据就没有价值。应该相信它们会有一些技术手段去修补调查的不足。不过，正确的“基尼系数”也只对国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有意义。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是否有相对剥夺感，是否过得下去，全凭自身感觉，而不会去查数据。

　　另外顺便提一下，此前媒体发布的“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称中国“1%的人口占有41.7%的社会财富”，其中“1%”为“10%”之误。这样的错误还没有等到有关方面的处理，媒体就更正了。也算是媒体可以自动修复功能的一例。

　　最后，无论统计调查多么纠结，目前，关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社会分配不公的事实，倒是已经取得官民共识。新华社属下的《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比一些独立研究发布的数据更严重。一段时间以来，温总理也一再批评我国社会分配不公。6月1日，在日本接受NHK记者采访时，有“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的说法，还不无隐忧地加了一句：“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