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昏暗的烛光下，一个叫恩斯特·恩格尔的德国人已经在一摞厚厚的统计资料里埋头工作了几个昼夜。今晚恩格尔可以好好休息了，因为通过对数百户家庭的收支状况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后，他终于可以确信一条规律，那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下降，用于非必需品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上升。由于在生活必需品中食品占了较大比例，恩格尔进一步指出：“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食品开支的比重就越大”。这一表述被后人称之为“恩格尔定律”，食品开支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也被命名为“恩格尔系数”，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65年后，一位叫做康拉多?基尼的意大利人给出了另一把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水平的标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的平等性也就越高。

　　一个世纪多以来，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不断被经济学家从国家宏观层面和家庭微观层面验证着规律的普适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也用它们给世界各国的居民生活水平和平等程度“排定座次”。然而，这两个声名显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指标进入中国后，却遭遇了不大不小的尴尬。人们先是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显著提高，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后来又惊奇地发现，作为比较富裕地区的广东，其恩格尔系数要比西部宁夏等省区还要高。而基尼系数也入乡随俗，被分为城镇和农村两部分加以统计。有专家宣称，这些都是因为国际指标在中国失灵了，不少群众也跟着疑惑，那到底我们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

　　笔者认为，国际指标并没有失灵，正如近期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被增长”、“被就业”一样，真正出问题的是一些部门和学者僵化的思维。长期以来，中国似乎形成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那些重要的统计指标，只能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运动。且不用说GDP增长率永远一往无前，就连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这样“不太起眼的小指标”，也必须“按计划、成比例”的提高。循着这样的思路，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自然是越低越好，按计划朝下走，就是工作出了成绩，如果反而冒头，那自然是指标有问题了。

　　其实，恩格尔老先生当年发明恩格尔系数的本意，是想说明随着家庭富裕程度的上升，用于非必需品的比重会上升，只是由于必需品与非必需品的概念不好界定，才用食品支出“越俎代庖”。事实上，食品支出除了维持生存的属性外，也具有享受生活的功能，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后者的比重还会不断加大，如果某个地区、或者处于某个历史阶段人们特别在乎饮食，恩格尔系数出现反向运动，把背景交代清楚有何不可？反倒是一些地区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5、0.4时就急于宣布“小康”、“富裕”显得颇为滑稽。恩格尔系数只是一个关于比例的相对性指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划分居民富裕水平时也只将恩格尔系数作为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同时还要考虑人均收入、医疗教育支出等绝对性指标。否则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刚刚达到3000元，就宣布达到“恩格尔富裕”，这种“富裕”有何意义？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很多专家认为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更适宜做自身纵向比较，而不宜做横向类比。至于基尼系数分置，众所周知，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不平等，现在国际指标却要与这种不合理、不平等接轨，是不是多少有点削足适履的味道?

　　其实，发明统计指标是为了从宏观的高度反映社会现实，如果连一眼都能看出来的事实，统计指标却含糊其辞，那就是为统计而统计，指标也就丧失了应有的意义。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每个人只要和自己的上辈比，和10年前的自己比，就可以由衷地感受到进步和希望，所以说，最好的统计指标永远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