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收入分配的话题很热闹，而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又常被一些论者拿来作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参照。就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与我们所处历史阶段的相似性来说，学学日本的做法也未尝不可。但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对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诸多误解，因此把它套在中国身上，也就往往失之简单。

　　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指的是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一些人既然误以为这是政府强力推出的收入分配法案，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意味着政府应对改善收入分配扩大趋势负起全部之责，为此，须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集中各种资源，甚至强制企业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

　　从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前的情况看，其经济已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7年内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日本的这个状况与今日中国很类似。它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从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增加教育和医疗的直接支出等。特别是，在设计倍增计划涉及如何扩大收入时，日本政府考虑到了以下因素：一是在增加收入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更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三是培育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不仅对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显著，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

　　但如果由此得出日本政府加强权力，把自己提出的计划和要求强迫企业接受的结论，则忽略了其他一些更本质的东西。事实上，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为关键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换言之，日本是把能否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这就需要政府合理把握行政干预与经济自由度之间的平衡。二是该计划对政府而言是考核业绩的准则，对企业而言则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所以要求政府必须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通过诱导、促进、推动企业发展，实现计划目标，而不是强制企业执行政府指令。但这两点常为我们所忽略。

　　中国若实行日本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个最大区别是，各级政府无论就权力还是集中资源的能力而言，都要比日本大得多，因此必须强调，不能随意扩大政府垄断资源之权力。我们可以像日本一样，采取上述那些发展经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举措，也就是说，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规则，强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等，而不是借口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去行干预企业之实。鉴于我们的各级政府一般都有大政府情结，这点需要切切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