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理想角度看，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行“费改税”的合理性确实很多，如有利于“提高社保统筹级次”，有助于“确保社保资金的稳定”等。毕竟，较之“费”，税具有更严格的法定性以及相应的征收上的普遍性和制度刚性。但是，理论上虽如此，现实是否仍然如此？笔者以为，恐怕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保的最大“现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即是“社保负担与享受上的不公平”。这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普通居民社保负担沉重，但社保待遇享受却极为微薄有限。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显示，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甚至达到50%，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G7国家的2.8倍，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4.6倍。与此同时，养老水平低下、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却又是普遍的社会民生焦虑。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不公平局面，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保主要是普通居民在自负，政府投入十分有限。如职工养老保险，主要由个人和企业负担，是靠挪用年轻人的个人账户在维持退休职工的养老，养老基金由此形成巨大的隐形债务和亏空。再如，作为医保主体的职工医疗保险，同样也主要由职工和企业自我负担，国家并无多少分担。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研究，2003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社保等公共服务支出只占16%，而行政开支却有17%，而同期美国联邦政府的上述比例分别为45%和10%。

　　其二，即便是如此有限的政府社保投入，在具体分配使用上又极不公平——公务员等体制内群体，享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普通居民难于分享。一个最扎眼的事实是：公务员根本无须缴纳社保费，养老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但其养老待遇却数倍于需要缴纳社保费的普通企业职工。不独养老保险，其他社保领域也是如此，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账本”显示，该部去年有一笔高达1.36亿元的住房保障开支，人均每月1285元。这意味着，普通职工居民，一方面不仅要自己缴费保障养老，另一方面同时还要缴税，为公务员的养老及其他超国民的优厚社保福利“埋单”。

　　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现实，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显然并不是什么形式上的“费改税”，而是从根本上尽快平衡社保负担与待遇上的巨大鲜明反差：一方面，要着力加大政府的社保公共投入，彻底改变社保主要由居民自负且负担沉重的格局；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政府社保投入分配上的均衡，做到国民待遇的平等，不能因身份差异而厚此薄彼。否则，这些公平问题不解决，而着急设新税种、加税，恐怕不仅无助于社保的完善，反而会产生雪上加霜的逆反效果——税增加了，费却没见减少多少，居民社保负担、社会税负痛苦程度更趋恶化。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经验教训，比如公路收费的费改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