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合理的途径，人人都会寻求不合理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平衡。当腐败的直接参与者也习惯于把责任推诿到没有人格的“体制”二字头上，就等于放弃了哪怕最微小的改善努力

　　最近半个月国内最热点的新闻之一就是足坛地震。看着一贯嬉笑怒骂、被南勇称为“不喜欢中国足球胜利”的李承鹏泪流满面，我也想起考初中前那个周末晚上从家里溜出来所目睹的一切：男生寝楼下，簇拥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的人们突然鸦雀无声，死死盯着屏幕里纷飞的雨点，十几个白衣人泥塑般失魂落魄，宋世雄在语无伦次。突兀地我身后传来喑哑的恸哭，进而是怒骂、嘶笑和吼。终于，一个两眼通红的大学生操起马扎砸向电视机……

　　那以后，我看了整整25年足球，从挤在人群中袒胸狂呼，到一个人端坐黑暗里沉默地握紧拳头。我不会再为中国足球失态，那距离已经被固定在3米之外，但所有人都能体会将某个东西珍爱入骨后的“李承鹏综合征”，疾笑在狂风中，如穷途之墨客。

　　这种不会流血却无法呼吸的悲愤不会因为南勇、杨一民等中国足坛最高领导层的落马而豁然开朗。正如李承鹏所控诉的那样，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恶之花的祸端，“不是坏的南勇和杨一民让中国足协变成坏的，而是坏的机制让原本是好孩子的南杨变成坏的；不是一批本来很坏的人搞臭了足协主席，而是足协主席搞臭了一批人，也不是足协主席搞臭了人，而是这个体制搞臭了‘足协主席’这个有趣的职位”。好的体制让坏人变好人，坏的体制让好人变坏人，这早已是所有人都清楚的常识，中国的足坛黑幕不过是再一个令人绝望的例证而已。

　　之所以令人绝望，是因为连那些腐败的直接参与者也学会了把责任推诿到体制上。“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有问题”，“体制就是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自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这样的话不知道听多少个大腹便便的官员振振有词地说出。在野的论者批评体制可以获得匕首投枪的赞誉，当在朝的权力者也习惯于把屎盆子扣到没有人格的“体制”二字头上，就等于放弃了哪怕最微小的改善努力——“体制不变，再张罗都是白搭”，“体制要变，但得审慎论证、综合考量、稳步推进”，这样的官腔逻辑强大到让你无法反驳。

　　对中国社会来讲，这是垒京观般越来越深重的悲哀。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追逐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是任何时空都会存在的现象，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或体制无法有效惩戒并遏止这种现象泛滥，丧失了将某些特殊利益或目的与一般利益或目的区分开来的能力，形成制度性的腐败；而更可怕的是，每个人都把体制问题看做难以扭转的常态，制度性腐败的既成事实性和难以扭转性，像挡箭牌一样庇护、放任乃至制造了更泛滥的个体腐败，如此循环往复，洪洞县里无好人就可能不再是一句玩笑话了。

　　在我看来，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在幼儿园时期实际就完成了。因为老师家长会告诉你，要诚实，遵守秩序，尊敬师长，礼让旁人。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欲望太容易让我们忘记这些最重要的东西。聊以自慰的说法是，没有合理的途径，人人都会寻求不合理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平衡。所以，人人都痛恨腐败，但人人都会成为腐败的始作俑者，腐败就像滚到半山腰的雪球，没有人能刹住它，它越滚越大，直至滚下山崖摔得粉碎。

　　停止抱怨腐败吧，那只会让我们更和光同尘，毒害自身。回忆完幼儿园老师上的第一堂课，我们会知道自己该如何保卫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