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卫生部将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事件进行统计排名，严重的将通报并实行责任追究。（1月31日《大众日报》）

　　卫生部将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事件进行统计排名，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创举，但却非常实用。因为，此番进行的统计排名，其实等于是强化了医院的行政身份，可谓点中了时下医院的要害。

　　卫生部搞的这个排名，本质上是一种行政问责，正是因为其绝对权威的行政领导地位，所以这种排名才对基层医疗机构具有威力。不过，这种排名能够发挥多大效用，却难以让人寄予厚望。事实上，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机构的监管一直在进行，这次的排名只能算是搞了个新花样，如果说之前的监管没有制止住医疗事故的频发，现在指望一个新花样，就能有回天之力，显然并不靠谱。

　　对于行政问责这项制度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问责主体，因为问责主体能否履行职能，决定了问责能否真正发挥效力。按照问责主体的不同，行政问责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卫生部搞这个排名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同一个行政系统内部对其行政干部问责，是最为常见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运作，属于典型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成本低，操作简单，控制性强，但问责主体缺乏制衡，往往伴有不透明的特点，经常被质疑为暗箱操作，也被认为是行政机关揽权的一种手段。

　　我们常见的行政问责几乎都是同体问责，形象点儿说，就是老子问责儿子。与同体问责相比，异体问责则在行政系统外进行，问责主体和被问责主体都处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系统内，不容易受官员的个人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被问责的不仅是个别官员，而且包括整个行政系统，也就是说，在同体问责中处于问责主体位置的行政领导，在异体问责中，也应处于被问责的位置。

　　医疗事故的频发，卫生行政部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任其置身事外并成为问责的主体，就表明目前对于医疗事故的问责还非常混乱。对医疗事故进行排名，只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实行异体问责，首先应确立人大、纪检监察等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其次，是赋予医疗安全事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众以问责的机会，也就是使其能够通过既定的程序，向人大等机关提起问责。

　　一定程度上说，医患关系的紧张，与患者遇到问题没有渠道解决的弱势处境有关。如果其在认为遭遇侵害时能够提起问责，一方面能够消解其内心的悲愤情绪，有效化解医患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此举也可将卫生行政部门置于被问责位置，从而敦促其真正履行起应尽的监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