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全国的许多城市都召开了水价听证会，但都未走出“逢听必涨”的固有怪圈，一时间引来如潮置喙。人们除了关心价格调整外，还对听证会的方案设计、人员选择、程序规范等提出诸多质疑。听证会制度这一由西方民主政治衍生的“舶来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户已经有十余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的价格听证会召开了上万次。如今，听证会这一被视为决策民主化的政府规制“好形式”的有效性屡遭质疑，正徘徊于畸变为“鸡肋制度”的关口。

　　日前，国家发改委适时地在其官方网站刊发《听证会热门话题系列谈》，对“作秀”、“逢听必涨”、消费者“被代表”、“猫腻”等质疑作出了针对性回应。尽管字里行间，为政策张目的辩护色彩尽显，而难消公众心中的疑窦，但作为《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职能部委，能够及时而主动地进行政策阐释的姿态仍值得赞扬。

　　发改委在否定质疑的同时，也承认“这一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并指出“价格听证制度改进的方向就是进一步加大公开、透明的程度，便利社会各界的监督”。但是，这并非切中肯綮之举。目前的价格听证制度，需要从程序到实体加以改进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仍陷于技术性修补。

　　听证起源于英美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内涵是“听取对方的意见”。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引入听证会制度，标志着这一制度正式进入中国的行政决策领域。

　　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种非市场决策，政府定价的基本依据不是公共服务提供者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能否增进社会福利，利于社会公平。那么，听证会的举行，其实是政府、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通过听证程序各方达成新的合约。经营者希望提高价格获得高利润，而消费者则倾向于降价或保持原价，两方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而此时，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其中立性就尤为重要。

　　当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已初步建立，但在关涉听证的垄断行业多半仍然摆脱不了行政的羁绊，残留相当多的“政企不分”色彩。政府与企业之间还存在较强的利益相关性。在作为听证组织者的政府相关部门的中立性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即便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会上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意见却不能影响到决策层面，公正性成为妄谈，那结果就只能流于“走形式”，甚至成为利益部门谋求涨价合法性的“不二法门”。

　　因此，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就要从听证主体、听证步骤以及听证内容等方面作出重构，制定一套硬性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标准。比如，在听证主持人方面，目前听证会的主办方多是当地物价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主办方会不会和申请听证方因为利益的相关，达成某种默契，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首先就要建立健全一套独立的听证主持人选拔、任免制度，把对听证主持人的管理从其他行政人员的管理中分离出来，保持其地位的超脱性，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听证的公正性；在听证步骤方面，听证会并不仅仅指一次组织会议，而是包括听证会前的预备程序、决策实施的全过程等，要加强全程公开的力度；在信息公开方面，一些听证会拖到会前几天才发放相关材料，使听证会代表无法就听证内容展开充分的调研，因此有必要延长信息的公开周期。后两项程序，旨在消除听证参加人的信息不对称。而这是关系听证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政府要想重获公信力，走出价格听证的信任危机，只有正本溯源，勇力而为，方能清除公共决策之障，化解公众内心之虑，切实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消费权益，约束垄断性行业谋求暴利，听证会的结构性缺陷才能得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