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探讨全球气候变暖的各种声音中，不止是悲观派言之凿凿的毁灭性灾难系由能源所致和乐观派基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信条对人适应气候变化的美好憧憬，还有一群有理性、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始终以严重怀疑的立场来看待气候变暖问题。很多人都在问，美国人为什么在1998年对《京都议定书》不闻不问，到了今天却忽然又是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又是积极寻找该国际协定的替代方式？

　　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合聘讲座教授郎咸平的解释是，美国正在寻找既能控制别国又能大力拉动本国经济的新方法。低碳经济和互联网、“石油美元”、对冲基金一样，都是让美元回流、让他国人民为美国人的富裕生活埋单的好办法。

　　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恩道尔教授则给出了另外一种推断，“其实现在美国自己都没有去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他们自己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他从低碳经济迫使发展中国家多种树，从而导致粮食产量减少的角度指出，这不但会危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使得结构过于单一，而且会危及其生物多样性。他同样断定美国别有用心。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文章中指出，气候变暖的损益是一笔“糊涂账”，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气候变暖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到底是什么，是多少。

　　印度经济学家奥考斯基的批评则更直截了当，“有关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角色，各种不同的声音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然而，利益集团们却已经花了上千万美元说服我们，倘若不立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伴随着各种灾难性后果的气候变化可能会无法控制。”

　　和这些质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在谈及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时，与发达国家的做法恰好相反，有过多强调国际责任的倾向。这和美国、澳大利亚在强调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国际利益的做法明显不同。

　　在某位经常影响政府决策的著名研究者主持的一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如下不一致的预估气候变暖成本的数据：

　　“根据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提供的数据，各国大概只需要拿出其年平均GDP的0.12%用于有关投资，即可以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GDP的约1.6%”；“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William R. Cline的估测，中国的损失和收益则各为7％”；“而布莱尔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为7.2倍。”

　　可惜的是，该研究有关“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财力来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长期投资”的结论所依据的正是上述彼此难以互相印证的估测。

　　相对那些彼此矛盾的研究结果，另外的数据或者研究更值得我们关注：

　　2008年，中国的GDP为3.37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位居第三位，但人均GDP为2520美元，在世界各国中仅列第106位，而且，还比2007年倒退了两位。碳排放的情况与GDP结构几乎相仿，虽然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为世界第二高，可是人均碳排放量还不足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的1/4。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工业化时代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的人均水平为66吨。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准要看齐发达国家，中国的碳减排空间有多大？

　　也许，在以积极态度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之时，中国和其他国家要反思，碳减排是不是为解决穷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事实上，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大面积毁林造地、毁草原造地，破坏碳吸收能力的人，大多数并不是穷人；能够建立起烟囱林立的大型工厂，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的人，也不是穷人。而在此过程中，穷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反而受到了损害。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当然需要有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精神。可是，这需要建立在中国保持稳定、保证发展的基础上——13亿人的生存和富裕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