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1月05日 09:29 |
作者： |
徐以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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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升
2005年敲定的“主辅分离”思路已经被抛弃，央企进入了新一轮凶猛的扩张之中。笔者发现，除了引人注目的房地产业，金融业成为了央企大肆进入的又一个领域。
而德隆案之后被深度冻结的产融结合，这几年一直处在默默探索中，而当下由大型产业集团主导的产融大结合，是否和央企的扩张一样，需要“红线”的约束呢？
产融大结合
目前产融大结合的盛况，可以以中石油为例。在“昆仑”牌润滑油之外，中石油正在打造一个金融“昆仑系”。
今年4月，中石油收购了克拉玛依商业银行，并将其更名为昆仑银行，而其实际运营总部设在北京，并将首先在中石油资金最为集中的北京、大庆和长庆油田等三地设立分行。昆仑银行下一步将在全国布局，并打算在苏丹、哈萨克斯坦等设立分行，打造国际化的商业银行。
7月，中石油又收购宁波金港信托，并更名为昆仑信托，注册资本达30亿元，资本金位列全国信托业榜眼，中石油持有其82.18%的股权。
我们看到，2007年是中石油决意开始打入金融版图的一年。这一年，中石油与意大利忠利保险成立中意财产保险公司。当年11月，还试图收购控股珠海市商业银行，虽然终未成功。
不仅仅是中石油，像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国家电网、五矿集团、中电投、长江电力、中航工业集团等大型公司，目前也都在金融领域中跃跃欲试、大肆扩张。
除了央企外，金融业自2003年以来的红红火火，也受到民营企业的青睐。
刘永好和他的新希望被认为是产融结合探索的典型代表，人们甚至用从“专业户”变身“资本家”来形容这种改变，民生银行、民生保险、金鹰基金、东方基金等，都有其身影。
而且，更多的民营企业，不仅希望像雅戈尔一样参股金融企业，而且想以控股身份进入。今年7月，宏达集团即通过整合控股四川信托，并剑指四川信托控股的和兴证券。
谁在鼓励？
其实，我国民营资本一直试图进入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业，但囿于监管规制，一直未能深入。
2008年4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在该文件中，银监会明确了境内企业法人取得银行控制权需要符合的一系列条件。该文件清晰界定了对企业成为银行控股股东的要求和条件，为企业产业资本进入银行业并成为控股股东提供了一条“法理通道”。
虽然随后该文件并未正式出台，但这也客观反映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部门，对于产融结合已经不再持排斥态度，并试图通过部门法规来进行规范。
一方热，另一方也不冷。
国资委对产融结合的态度变化，也推动了这种结合。
在2005年，国资委对央企改革的核心指导思路是“主辅分离”，即便在2006年7月国资委主导出台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中，还对央企重组划定了三条红线――不符合主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准搞，超出自身投资能力的坚决不许搞，投资回报率太低的坚决不准搞，并严禁企业违规使用银行信贷资产投资于金融、证券、房地产和保险等项目。
但2009年以来，国资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今年4月，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指出，必须充分认识产融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月，李伟在中石油调研期间进一步指出，产融结合是央企培育国际竞争力、实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产融大结合是否会带来大风险？
产融结合的新风险
很多企业，包括央企，在成立财务公司时都指出，涉足金融业是公司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有企业提到，并不是想通过产融结合来赚钱。笔者认为，衡量产融结合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就应是看产业和金融能否互补、实现产融的良性结合，而不是将大量资本从产业转投向金融市场，尤其是虚拟资本市场。
在过去，人们对产融结合最大的担忧，在于产业资本掏空金融资本。这表现为关联交易，金融企业为产业公司的扩张融资，德隆案即是深刻的教训。即便在当下，大银行里的民生银行，小银行里的葫芦岛市商业银行，也依然为这类关联交易所困扰。
如果说这两家银行还都不是产业资本控股银行的真正的产融结合，那么中国台湾地区2007年爆发的力霸集团弊案，则是最值得吸取的教训了。
产业资本掏空金融公司，这个方向的风险依然值得警示。但在当下，金融业虚拟化程度愈发严重的背景下，反方向的金融风险拖垮产业公司的风险，也越发严重。
其一，金融风险巨大以至于不能承受。这远有中航油陈久霖案，近有中信泰富公司的金融市场巨亏。尤其是在期货、外汇、信托等领域，和普通商业银行业务比起来风险更不可控。而即便是银行业，公众对其不良资产的担忧也无法释怀。
其二，是整个集团公司过分金融虚拟化的风险。
这远有2001年的美国安然事件，安然公司由小到大，从能源到金融，终因战线过长而倒闭的历程，清晰描绘了一幅产业公司虚拟化并最终沉沦的案例。
近则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通用破产案。通用破产的原因除了制造业竞争力减弱外，过度金融化也是其重要原因。通用大量发行企业债务，用来给旗下的汽车金融公司放贷，信贷紧缩和违约率上升，拖垮了这家有产业公司之名、金融公司之实的过度金融化了的公司。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新一轮产融大结合来说，充分把握把风险尺度，明示“红线”，将显得至关重要。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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