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0月10日 01:41 |
作者： |
迈克尔·斯卡平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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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卡平克(Michael Skapinker)
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aking Woodstock)似乎不太对我的口味。早年的回顾处理得像温吞水一般，实难超越迈克尔·沃德利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Woodstock)。对于我们这些当时尚显年幼、未能亲身经历1969年那场庆祝和平、音乐和爱的盛会的人而言，这是一部令人深刻铭记的纪录片。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的怀旧情怀则要更浓烈一些。他和我一样，1969年时也正当少年。在上月的《展望》(Prospect)杂志上，特纳将他监管的行业的大量业务描述为是“对社会无益”。
把工作分成“对社会有益”和“对社会无益”两类，这是伍德斯托克之后的一代人尤为关注的一件事。教学、工会和公共利益法是有益的，石油行业和投行则不是。
多年过去了，随着成年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妥协，这条界限渐渐模糊起来。总之，对“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娇生惯养和受过良好教育人的专属，多数其他人能有一份工作就满足了。但关于哪些工作有益、哪些工作无益的争论从未平息，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根据不同时代的关注重点，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在英美两国，许多人现在把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对比，认为金融业是“用钱生钱”的空虚行业，而制造业则是“制造产品”的实体行业。随着大量制造业务迁往亚洲，对制造业的敬畏也与日俱增。汽车依靠进口或者看着外国公司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汽车的国家，莫名地感到自己的声望降低了。
不过，即便在美国，制造业也并不总是受到如此的尊敬。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在1957年的畅销书《隐形的说客》(The Hidden Persuaders)中，主要抨击了日益操纵大众的广告业。但他抨击的基础是，不赞成制造商用欺骗手段向消费者兜售他们并不真的需要的产品。
“绝大多数美国家庭都已拥有了电冰箱、（烹饪）灶具和洗衣机，”他写道。如何说服他们购买更多的产品？通过制造“心理淘汰”、或改变产品的颜色和式样来说服消费者他们正在使用的东西已经过时了。“1955年，汽车制造商钟爱大胆的色彩，1956年则强调柔和的颜色。1956年出产的打字机和电话五颜六色，大概是为了让消费者对自己使用的朴素老气的黑色款式感到不满。”帕卡德写道。
如今，一些人建议，我们都应减少开车，以减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很少有人质疑制造商利用技术和样式上的变化引诱我们购买新产品的做法，只是因为这些新产品可能会“更环保”。劝说人们用旧车换新车似乎是一种进步。
有益和无益观念的转变，不仅仅出现在制造业。就连一度被视为所有行业中“对社会最有益”的援助组织，如今都遭到了赞比亚作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等人的批评。莫约认为，这些组织助长了依赖性和腐败。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说，特纳勋爵对金融服务业的指责没有根据。该行业的部分创新造成了巨大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对社会无益，甚至所有创新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特纳勋爵承认这一点。“证券化的基本主张并不愚蠢，”他表示。“问题在于它变得太过复杂了。”他补充道：“人们很难区分哪些金融创新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他表示，监管者所能做的就是，在该行业声称“这种产品或市场会创造更多的金融活动，因此是件好事”时，更多地表现出一些怀疑。
这还合情合理，但他却跳跃式地做出结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已发展得“超过了社会理想状态”。为什么这样讲？该行业支撑着众多其它行业，从信息科技到清洗窗户。没有它，包括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很多公司都会变穷。
金融服务业的巨额薪酬是否会让制造业等行业的人才流失殆尽呢？将人才输送给金融服务业，无疑是英国制造业的失败。较低的薪酬并未阻止人才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等在国际上很成功的企业。
一旦政府出台了法律法规，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至于我们的工作是否对社会有益，这个问题最好留给我们的朋友、家人和我们自己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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