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0月16日 09:44 |
作者： |
哈罗德·詹姆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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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詹姆斯
如果有人想找证据证明我们不是身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萧条时期的精神和政治世界的话，那么德国大选及其成果――一个稳固的中右翼政府――就是铁证。在两次大战间隙期的德国，大萧条破坏了德国民主并导致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的上台；而在今天的德国，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却促成了默克尔女士的连任。
传统思维总认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当权的政党和政治家都会遭到选民的惩罚。但在整个大选过程中，安吉拉?默克尔总理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却是无可置疑的。
两次大战期间的大萧条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价值观的分裂。但在2009年德国大选中不但没有出现倒向右翼政治极端主义的倾向，也没看到对极端右翼的任何支持。在地区议会的选举中，那些极端右翼小党派（它们从来都没有在国家政治层面露过脸）直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德国自由民主党作为这场大选的真正胜利者，不但得票率跃升到了14.5%，巩固了议会中的地位，并将左右新联合政府的形态。作为经典德国自由主义的代表，该党在大选中承诺减税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漩涡。
此外真正的输家则是社会民主党，德国选民的投票倾向历来稳定，以致该党支持率大跌11%的惨况在历史上都找不到先例。有些左翼人士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戏剧性大败是因为他们和自由主义及反管制政策走得太近了。根据这个观点，该党正在为2000年早期格哈特?施罗德总理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尝试埋单。但失败的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拙劣的选举策略，以及当他们试图把选举结果（中右翼联盟）的出现形容为对德国社会安定的威胁时，选民根本不买账。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民主危机中，投票率大幅下滑，因为选民们希望对极端党派所谓的“制度”进行抗争。在2009年的德国，选举参与率下滑了5%，达到72.5%。那些对政治有幻灭感的选民直接就认为本次选举根本没有任何议题可言。
但本次选举和两次大战期间结果的唯一共同点似乎是经济危机都增强了左翼的力量。如今反对党无疑就是那个遭遇历史性大败的党派：无论是在人民怀念计划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东德地区，还是在社会民主党党内反对派在与格哈特?施罗德的权力斗争中失利的西德地区，社会民主党都一败涂地。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没有连贯性政策、只有一些充斥着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口号的纲领的政党。而这也是德国人民责任感和成熟程度的最佳证明，因为这个东拉西凑的反对党联盟只吸引了12%的选票。
如果本次大选很明显不是一场政治和经济极端主义的胜利，那么也可能同样被误读成自由市场理论的胜利。在选举的全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共识，希望在有欧洲特色或者更加德国化的价值观系统中扮演核心角色。
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什么？一个社会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毫无管制的市场资本主义；一个建立在庞大和革新性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型经济；一个面向世界经济的，由中小型（通常是家族式）企业组成的庞大网络；一种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对英美式全球化和企业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而事实上默克尔拥有如此大感染力的关键就是因为德国有机会去展示“德国模式”的特殊力量，而且她也不断强调她在与银行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强硬路线。
在未来的几年中，德国政府将在欧洲和全球议题中获得更多发言权。而这可能将德国模式推广成为一种与后金融危机时代全世界的真正需求相一致的模式。
金融活动高度集中在欧洲人所谓的“盎格鲁-撒克森”经济体，总的来说就是英美两国，加上冰岛和爱尔兰这些尝试复制无监管自由经济制度，但却下场惨淡的小国。但在21世纪初促进了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市场，也拥有一个出口导向和由中小型家族企业构成的优质经济基础的混合体。而这些新兴市场目前面对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问题，德国在过去早有前车之鉴，因此德国的社会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
默克尔的新执政联盟将与由鸠山由纪夫领导的日本新政府并驾齐驱，而后者也正试图找寻一条拥有日本特色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21世纪的新国家经济视野将不仅仅是对自身的简单重复，或者附生于由仇外或种族国家主义驱动的野心勃勃的选举策略――这些都是20世纪的做法了。在21世纪的世界，社会组织的行为模式应该更多采取说服而不是征服的策略。全世界都在找寻应对全球问题的地方或国家解决方案。而默克尔之所以能赢得选举，就是因为她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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