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世纪末的拉美货币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场21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波及范围更大、影响更深远，再次让人们感受到对金融世界的无奈、彷徨和恐惧。

　　去杠杆化

　　大约从1998年开始，美国人的消费再度胃口大开。下面是一则贷款公司的广告：“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没钱吗？找贷款公司吧！”“首付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这是一些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消费诱惑广告。

　　在危机根源的认识上，不同的利益群体站在不同的立场给出自己的解说，且内容要么是宏观经济层面的全球失衡，要么是全球金融秩序及格局的不合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上面的消费广告所体现出的过度杠杆化倾向则是危机的最直接及表层的原因。

　　这一杠杆现象不仅在消费领域存在，在金融领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由于过度的杠杆化，才导致了那些本无能力买房的低收入群体也成了有产一族，但与此相应的则是信贷泡沫及低质量次级贷款的出现，而金融领域的杠杆化则导致金融机构过多地将自己暴露在风险资产之下，也就是金融机构对高风险资产如债务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的配置大大超过了其资本金的承受能力。

　　在歌舞升平的泡沫存续期，各参与方似乎皆是赢家。然而，一旦这种形势逆转，则不得不承受去杠杆化的痛苦。

　　那些本来收入就低的购房者，优惠到期后发现自己还不起房贷，而通过转让又难以找到接手方，因此，不得不停止还贷，并丧失房屋所有权。由于没有了购房者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掌握在银行手里的大量的以房屋抵押贷款为标的资产风险激增，价值急剧缩水，并出现巨额的公允价值损失。

　　收缩业务战线及出售资产是实现适度杠杆化的常规方法，如花旗银行关闭消费金融业务，同时再规模出售在日本的诸多业务机构而进行去全球化。而最激进的就是倒闭，如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另外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以及被美国银行并购的美林，实际上也是从过去的高风险高杠杆的投资银行转向了比较保守及低杠杆的传统商业银行模式，说到底是寻求稳定的资本金来源及稳固的资本金基础。

　　问责真空

　　在这场危机中，过去那些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纷纷倒下。他们为何会如此虚弱？

　　今年9月9日，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德鲁·库默称，他可能会对美国银行的高管提起指控，称其未能披露有关收购美林的基本交易细节。此事的主要诱因就是，美国银行在并购美林时就向美林员工支付最高达58亿美元奖金的计划达成了协议。美林去年的亏损高达276亿美元。

　　美国证监会就此指控美国银行误导投资者，但随后与后者就向美林员工支付36亿美元一事达成罚款3300万美元的解决方案，但曼哈顿地区法院法官杰德·雷科夫两次拒绝在这一处理意见上签字。他要求提供更多的细节，比如究竟是谁了解及了解多少与上述巨额薪酬有关的信息。在上述薪酬支付问题上，美国银行表示“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受到谴责”，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银行或美林的任何个人曾试图向股东撒谎。

　　按照这一说法，上述巨额薪酬支付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并购美林的交易细节披露问题，根本就找不到责任人。这说明了什么呢？是高管的分工不明，还是这个机构缺少问责制？但无论如何，至少在透明度这一问题上，至少是做得不够好。

　　监管革新

　　对这场危机的诱因，监管环境宽松是另一个频频受到批评的因素。监管层面如果再不进行适时适度的变革，下一次危机可能会随时到来。

　　而提高资本充足率则是核心之一。9月5日的G20财长会议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银行应当拥有更多资本，并表示“一旦经济稳步复苏，将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的数额和质量。”

　　资本金要求的提高，将降低银行信贷资产规模，从而影响盈利能力，但低杠杆下的少赚总比高杠杆下的死亡要理智得多。

　　金融机构高管的天价薪酬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怒，对其进行限定也是监管层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从目前的迹象来看，要想限制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阻力重重。即使实行限制，金融机构也会采取变通策略。如6月24花旗与能源交易员安德鲁·霍尔之间订立的合同是今年支付给后者1亿美元。此事是否会受到有“薪水沙皇”之称的肯尼斯·费恩伯格的关注还难以预料。

　　可以肯定，只要没有统一的薪酬标准，天价薪酬仍将会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因为从金融机构立场来看，谁也不会主动降低薪酬而自缚手脚。这是一种博弈，同时也是市场化的体现，过高的薪酬导致的也许只是过度的冒险和投机，对此可谓殷鉴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