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的临近，各国加紧气候相关议题的博弈。欧美等国于近日提议设立碳关税，意图通过此举提高自身谈判实力，打压和分裂发展中国家团体。实际上，无论年底国际气候谈判结果如何，出于减轻自身减排压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目的，发达国家类似举动都将有增无减。在此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产业必须居安思危，积极应对，尽快加速从新能源的“生产大国、消费小国”向“生产和消费的大国”转变。

　　受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和模式受到挑战。在气候变化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政府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以求实现变革和突破。新能源产业无疑正是合适的对象和载体，其生产过程可以创造大量投资，带来经济产出和就业，其产品可以缓解气候变化压力。据最新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10年里仅新能源产业的投资规模将达4.5万亿人民币，其产出的市场规模还将远大于此数目。

　　然而，繁荣的背后必有隐忧。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不再通畅，国内外的资金供应链大幅收缩，新能源企业生产和扩张所需后续巨额投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也出现下滑，各主要国家都降低了新能源应用上的财政补贴规模，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不再具备价格和应用上的竞争优势。消极情绪弥漫新能源产业，民间投资裹足不前。

　　此外，政府在推进本轮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力图平衡技术内涵和规模外延之间、国内生产与国内消费之间的双重关系，争取实现自主知识产权下的产业有序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两头在外”的模式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瓶颈在于，新能源的产品需求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在国内生产占到国际总规模50%以上的同时，我们的国内需求却仅占国际总需求的1%不到。这种极不平衡的生产和消费格局将极大制约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后劲，限制整个产业的价值提升，同时也不利于新能源应用的相关技术和设施整合。发达国家政府新能源应用政策和气候相关政策的任何变化和波动，比如减少补贴、征收碳关税等，都将给中国目前已有的生产和投资带来巨大风险。

　　就此而言，有理由相信，培育和发展国内消费市场以消化新能源产业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过剩产能已成为当前需迫切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引导力量，政府应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将引导重点转向需求市场。在当前新能源生产成本普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除了继续鼓励加大研发力度，推进新能源技术进步之外，还可以从三个方向着手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消费市场。

　　第一，补贴的办法。无论是对新能源供给方的生产补贴还是对新能源消费方的使用补贴，都会在名义上不同程度地降低新能源利用成本，鼓励和提高新能源利用的积极性。

　　第二，提高机会收益的办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新能源都将与传统石化能源形成替代性的市场关系，两者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各自的市场吸引力，通过能源税或者环境税的方法还原传统石化能源的实际生产成本将促使新、老能源价格的接近和趋同，以此提高新能源利用的机会收益，推动新能源的更多利用。

　　第三，系统集成应用的办法。新能源和传统石化能源在竞争能力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系统集成应用的程度，由于石化能源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过程已达100多年历史，得以高度系统化的集成应用，而新能源的真正发展尚不过十来年，缺乏与其他生产和生活技术和设施的规模集成应用和整合的机会，在系统集成应用上面临来自传统石化能源技术的严重壁垒。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能源的使用规模和范围，不利于它降低应用成本。因此，通过在区域范围内建设和发展示范性的新能源集成应用系统，比如，在城市商务中心区建立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实践区，集成应用各种与低碳相关的新能源及其技术，无疑将有效提高新能源与其他生产和生活技术、设施的衔接度，降低新能源应用的总体成本，从而促进其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