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至7月4日，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开幕。

　　此次峰会规格极高，全球100多家智库、数百名各国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全球500强CEO聚集一堂。

　　智库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作为决策者决策依据的主要提供者，智库存在已久，历朝历代君主或地方官员行事决断也多依靠自己的智囊团。近如中兴名臣李鸿章虽出身进士，但职业生涯也是发迹于曾国藩的幕僚师爷群中，那一群群食主之禄担主之忧的幕师团队便是今天智库的祖师爷。

　　古往今来从东到西的政府智库做的事都差不多，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当前形势的准确判断；建议不同的政策工具怎么搭配；对不同的政策工具的力度进行模型处理。

　　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绝不等同于幕僚或过去的师爷。由于当前社会对决策的专业化及综合性考虑要求均越发严格，所以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多环节、多方面配合和博弈的结果，一个只为“自家老爷”计利的师爷显然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而且，科学化、民主化对于公共政策的出台过程而言，已是公认必须被尊重的价值目标。

　　所以，智库在提供解决方案时决不能局限于狭窄的“恩主”的眼前利益，须将眼界放宽放长远，以研发储备性政策从而为决策科学化做技术保证，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服务于不同国家政府的智库在进行同一课题的对话时，才更易取得共识，最终使得决策者们在谈判过程中减少磨擦，顺利通过合作协议。简而言之，智库间的充分沟通减少的将是各国政府间的合作成本。

　　现实中，各国智库之间的存在形式差异较大，国外大量的智库是非官方、非营利机构，相对独立性较强，拿政府钱的机构比较少，大多是富人设立的基金会承办；而东亚的智库比较依附于政府，跟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或者依附于大企业的比较多。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中国超过2000家智库中，真正有影响力的仍是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代表的官方智库。这种客观事实使得东西方智库在本应属于同行的交流中，存在一种民间与官方对话的错位感。

　　也正是如此，本届峰会的主办者—刚于3月2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便被认为是中国智库改革的一种趋势。该中心属社团民间组织，经费全靠自筹。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该中心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其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暂由中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

　　虽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评价为“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的代表产物，但毕竟成立时间尚早，不好妄断其未来，但类似博鳌亚洲论坛这样成功的非政府、多领域、高层次对话平台已从一个侧面向我们证明，发展中的中国需要一个与世界进行沟通的平台，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技术上采用何种形式使交流更能高效、更从容地完成这一目标，也是值得考虑及研究的。

　　面对交流与沟通的迫切需求，我们是拒绝改变仍保持万佛朝宗的心态，还是勇于改变示人以更易被接受的方式，或许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所要办的是一场正襟危坐的、枯燥的会议，还是一场气氛活跃的、充满碰撞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