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峰会不愧集中了全世界的诸葛亮。两天的会程中，数百上千颗聪明脑瓜不断头脑风暴，把脉全球经济走向，痛陈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弊端，反思缺位的金融监管酿成的祸端，还有不少人回到经济学教科书中去，为暂时失灵的市场寻找更多有形无形之手的支撑。

　　搭什么台唱什么戏。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借此发声，集中驳斥了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领域的“中国责任论”。

　　其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主要根源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逆差一方，而顺差方经历了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中国只是顺差方的小角色，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并不显著，主要调整责任在美国而非中国。

　　其二，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而美国是消费太多储蓄太少，两国都应调整，却不能轻易夸大二者所能起的作用。中国的高储蓄率与经济转轨期的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多年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与GDP之比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的逐年下降归结于企业和政府储蓄的上升。尽管结构调整说易行难，改变的方向却是明确的――改革公司股权分布结构，让更多人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而对于政府代表的公共部门，则应从着重工业投资转向城镇化领域，既可以舒缓产能过剩之忧，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其三，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和投资率三者关系中，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上升。就消费和投资而言，尽管消费增长快，投资的增长更快；就消费和储蓄而言，消费率提高的同时，储蓄率的上升速度更快。这些反映为此消彼长的数字关系背后，中国必须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

　　这三条主要出自掌管宏观经济部门的官员和一些学者之口，也不乏来自国外的呼应之声。比如，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瑞?萨克斯就对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积极投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表示认同，并认为，短期内美国继续扩大消费需求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也应该采用中国式的扩大投资，特别是更多依赖政府而非民间投资。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被媒体围堵时也连声说，中国人储蓄是个好习惯，因为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些辟谣式的声音并非无风起浪。说者有意，听者亦有心。这不仅是国际会议上又一次常规的驳斥“中国威胁论”，也内外兼攻――自去年四季度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施行以来，国内不乏质疑之声，质疑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质疑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超过1/3投向公共基础设施是否会造成超前和浪费。

　　质疑得到了一次有准备的、集中的回应：央行行长周小川旗帜鲜明地表示，着眼于长期的扩大居民消费不能马上奏效，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则用了“不要妖魔化”投资这样的修辞，来表达今日中国扩大投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马建堂还追加了一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业年均11.6%、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依靠投资得来的。峰会上还有不少国内外的人士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然而这样的说法只表达了一半。在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方面，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共识。但从共识到行动，其复杂程度远高于说明为何中国未来几十年仍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远高于用数字说明消费率、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彼消彼长的关系。

　　更紧迫的是，现在到了需要做出清晰判断的时候。从阶段性政策效果来看，已经施行的扩大内需政策中，有哪些已经明确奏效，有哪些此前未被考虑，还有哪些被证明需要马上作出调整；从年度经济形势来看，保增长的压力是否如愿减轻；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危机是否真的在给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沉重一击后，带来了改革的契机？

　　再回到增加居民消费这个具体问题上，无论消费、储蓄与投资三者之间呈现怎样的变化关系，几十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不佳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后顾之忧让中国人没法潇洒地超前消费。与此同时，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直接表现为民间资本融资和投资的双向困难。

　　此外，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外贸出口难以短期恢复的现实，外需萎缩，内需不振，增加居民消费成了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但如果不那么急功近利的看，增加收入、然后是增加居民消费，应该有更长远的打算。有学者已提出，要制定中国居民消费中长期规划，把提高居民消费作为与GDP同等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而近来对中国经济启稳回暖的主流判断，确实给深化改革提供了空间，如果现在正是良机，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在科学上，证伪有时候比证真容易些，在经济生活和国家宏观大计上，说明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比确定目标、下定决心去做，要简单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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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不能“妖魔化”中国的投资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4日在全球智库峰会“全球储蓄、消费及金融安全”分论坛上表示，不能“妖魔化”中国的投资，只要投资是合理的、充分的、不可或缺的。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发展生产，都需要政府投资，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马建堂说，中国的国民消费一直在增长，之所以消费率呈现逐年走低趋势，主要是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更快。就消费和储蓄而言，虽然消费率也在提高，但没有储蓄率提高得快，原因是东亚地区节俭的文化传统对提高储蓄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老百姓由于养老、大病等对未来个人生活持谨慎态度。此外，收入差距拉大，也是影响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

　　他认为，高储蓄率必然有高投资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速度达9.7%，这个速度哪里来的？是投资。

　　马建堂说，不能把投资率“妖魔化”，中国确实存在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因此正在不断增加消费。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一个家庭而言，如果把钱都花掉，这个家庭的生活怎么改善呢？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新增收入全部花掉，不去建铁路，不去投资，这个国家怎么能发展呢？”

　　他说，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发展生产，都是需要政府投资的。“不能妖魔化投资，只要投资是合理的，是充分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发展，不投资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妖魔化投资。”

　　对于怎么促进消费增长，马建堂说，最为关键的是提高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快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平衡不同人群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