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其破坏力和影响尚未完结，有关危机中的“中国责任论”却甚嚣尘上。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否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还要依靠投资拉动？中国内需不振消费不足的局面能否短期改变？针对这些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球智库峰会上作了详尽解答。

　　审视金融危机的微观成因并加强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危机成因的分析与对其影响的评价，有过多强调宏观因素的倾向。对此，周小川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但必须看到，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盯市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杠杆率过高和公司治理等问题，衍生产品发展过度、发起配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存在混乱，等等。

　　“微观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周小川表示，他认为因此应高度重视，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不应过分夸大中国高储蓄率的调整责任

　　被指为金融危机主要成因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在周小川看来，目前尚存在争议。周小川引用了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哲学观念，即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但不平衡确实具有明显不合理的特征，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

　　“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周小川在演讲中表示，目前尚找不到全球储蓄流动的分布图，但从各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的分布格局来看，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终究只是全球顺差的一部分，更不是全部，而产油国、日本、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份量也不轻。从经常项目逆差或低储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一家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只有中东欧国家在全球逆差中占小部分。其他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

　　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次优选择仍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

　　针对有声音将全球经济不平衡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是顺差方及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的问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

　　周小川举证说，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1992年为20.3%，

　　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也曾到过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

　　“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储蓄高，是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周小川解释说，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这实质上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劳动力成本始终是相对较低的。此时，农村劳动力决定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他方面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周小川指出，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中国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当然要找到有效的方向并能防止浪费，那么，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储蓄剩余）就不会那么大，不致对国际上造成显著的影响。显然，工业投资过多会导致产能过剩。”周小川说，他指出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城镇化发展，它为未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