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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日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演讲中指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就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宏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在危机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包括全球经济不平衡所起的作用。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特点，即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为此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因此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

　　就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周小川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与消费有关，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从中国储蓄的分布来看，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储蓄高，与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劳动力成本始终是相对较低的。此时，农村劳动力决定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他方面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目前的股权分布结构也导致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而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他认为，在这一方面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周小川表示，中方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这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但要找到有效的方向并防止浪费。

　　周小川指出，全球经济通过调整，从不平衡再次走向平衡，可能存在6种情景：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上升；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进入低增长阶段；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过剩储蓄下降；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产能；美国总储蓄率提高并不顺利，而中国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国际经济不平衡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

　　周小川表示，最好的结果就是出现第1种情景，也就是美国人存钱，中国人花钱，要避免出现第2和第6种情景，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第3、4、5种情景。周小川表示，我们应该看到难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

　　（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