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消费的增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上周末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亮出了“均贫富”观点：“平衡收入，把富人的财产转入到低收入人群中”，此论一出，引来不少叫好声。反应可以理解，毕竟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需要财税杠杆的出手；但是，简单的“均贫富”就能够促进消费吗？

　　答案显而易见是不能，即使是“均贫富”的发声者也并不承认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建堂的演讲全文中，“均贫富”属于最后提及的一句。如何促进消费增长，马建堂的建议依次是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平衡收入，最受关注的“均贫富”仅仅是最后一条。将马建堂演讲的核心内容缩小为“均贫富”，难免有“误读”之嫌。更何况，“均贫富”是财税杠杆最正常不过的功能，“高看”反倒有些异常。

　　马局长的话或许被误读，但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却不能简单地归结到“贫富”上。就当下的收入分配格局来看，社会不满的焦点既是富人拿得太多，更是穷人拿得太少，根源出在初次分配环节，并非财税平衡发生作用的二次分配环节。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ＧＤＰ的比重，由最高时１９８０年的１７％不断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１％。这当中，固然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原因，但同样存在劳动力价格被扭曲的事实。所以，马建堂的演讲中，直言促进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不能仅仅依靠提高劳动报酬，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投资型、出口型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使得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即使是在二次分配中实现了“均贫富”，也并不意味初次分配就能实现公平的增长。正如马建堂在演讲中一直强调的，加大社会保障体制的投入会提振民众的消费信心。但是，戴着枷锁的内需要除去的并非只有社会保障不足这一条，最重的枷锁正是初次分配环节的劳动力收入过低。

　　在“均贫富”的议论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是“富人”拿走了国民收入的“大头”。类似的议论，无疑是让同为国民的“富人”成为不公的符号，然而收入分配的体制性矛盾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政府拿多了民众拿少了。其实，马建堂演讲的重心是不要对投资“妖魔化”。过去三十年里，国民收入增幅远远赶不上财政收入增幅是不争的事实，资源配置向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倾斜是明显趋势，国有资本创造的垄断性收入“肥”了行业也“穷”了百姓。更为关键的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获得充足的发展，一方面他们创造的财富只是名义上的国民财富，另一方面则是挤压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正是国民就业的主力所在。

　　“均贫富”的论述，只是二次分配的正常表述，过于“高看”是典型的“误读”。仅仅在分配环节关注贫与富，或许被寄予厚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难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